這本小書收錄了2008—2016年我在《南方周末》、《長江日報》、《讀書》、《上海書評》上發表的隨筆60余篇。這些文章多屬“時論”之列，顧名思義，就應隨時間流逝而消失。不過有三個原因使我愿意把它們搜集起來。第一，這些文章最早的催生者蔡軍劍先生當初說服我提筆的一個理由是：寫一些“不過時”的時論。不過時，是相對的；永遠不過時，便是經典，我無此能力。要想獲得相對持久的價值，用軍劍兄的話說，不妨考慮得“迂遠”一點。這和我的興趣投合，嗣后便秉此原則行事。第二，出本隨筆集，可以送給不做學問的朋友。我的專業論著，很多朋友讀不下去，這本書是個補償。秀才人情，不過幾張紙，可是，有比沒有強。第三，我不知道這些文章“適應”環境的能力如何，擔心忽然有一天，就沒有人愿意再出它們了，所以趁早打算。

全書粗略地分為三輯。第一輯的主題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傳統。最近十多年，中國人開始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正面的評估，意識到它的可貴和優長，不再視如敝屣般地必欲棄之而后快。可是隨著此風日盛，所及之處，沉渣泛起，表現出走向封閉的趨勢。其實只要具備起碼的歷史意識就會知道，今人所謂“傳統”，不少乃是當下的“發明”。中國古人的最高價值來源是“道”和“理”，國家之上乃是“天下”。“天不變，道亦不變”，可是禮制要變。“禮，時為大。”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禮制”之變，從時從宜，而萬變不離其宗，基本原則只有一個：尊重人。子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文化復興，損益進退，應以“仁”為準繩，不應以膜拜權力和等級、增長驕妄之氣為目的。否則，中華文化就真要葬送在此輩熱衷于講“傳統”的人手中。

第二輯的文章，是希望把顧頡剛先生當年提出的一個想法重新帶回公共思考中，也就是在中國建一個“學術社會”。他所說的“學術社會”，接近任鴻雋所說的“學界”（參見本書《從造炸彈到建學界》），特別指的是一個不以實際應用（尤其是政治應用）為導向的學術共同體。不過，我這里希望把其含義做一擴展。我用的是“智性社會”。這個詞不是指一個由專業學者構成的社群，而是指整個“社會”而言；這個社會以智性態度為主導，它的成員，不論從事何等行業，皆有求知的好奇心和辨析力。這聽來像是天方夜譚，可是它如果真是不可實現的，那皆因大家都認定它無法變現。“知識”、“學術”、“智性”，這些字眼聽起來就像是拒人千里的樣子，但實際并不如此。在這20多篇文章里，我試圖證明，學術與社會息息相通：它把人世當作研究對象，作為一種思考方式，也為最日常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可能。我們不應把學術當作敬而遠之的神祇，不妨請它從高處下來，變成一個時刻相隨的睿智朋友。

第三輯回到狹義的“學術社會”，也是我最熟悉的大學校園。我在大學里生活了快30年，從學生到教師，讀書、教學、研究，我的生命已經和它長在了一處。它構成我的世界觀，型塑了我對世界的觀察和感受。這是本書書名的由來，也是所有文章的共同意態：無論什么話題，我都會坐在書桌后面思考。這也許是個弱點。嗯，我聽到有人說：書呆子。誠然，書生論世，時有誤事，不過在一個到處都是“實干家”的社會中，從書堆里傳出的聲音，有時也不無參照價值。

本輯的文章都來自我在校園生活的經驗，我從中選取若干事實，做人文立場的反觀。大學首先應該被看作一個人文機構，即使是專門從事自然科學或技術工程研究，也須在此前提下進行。但人文屬性卻恰好是今日中國大學所最為匱乏者，結果不但建設廣義的“智性社會”遙遙無期，連狹義的“學術社會”也一去難返。只有恢復大學的人文活力，才能提振中國社會的元氣。希望這些小文引發讀者些許共鳴，為此大業略盡綿薄。至于附錄中的兩篇發言稿也與此相關。它們本是師生間的“私語”，可是既然已經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公共空間，亦不妨收錄于此。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好幾位朋友：沒有蔡軍劍、禹宏兩先生的敦促，大部分文章根本就不會問世。譚徐鋒先生多年前就已建議將其都為一集，現在終于可以復命。并且這書名也來自他的提議，“大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發明權在他，我歡然在衷，而不能掠人之美。

書稿整理完畢，已近歲暮。內子于半月前遠赴英倫，到愛丁堡搜尋近代早期兒童史料。我家卻并無兒童，唯有兩只孿生小貓相伴——悠悠、墨墨，呆呆萌萌。今冬成都一如“常態”，霧霾彌天，四顧無路。無可奈何中，正好以幽默處之。獨善其身，兼勸天下。收拾心境，靜候花開。

2016年12月21日

寫于成都雙流長江路一段流溪麗園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