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b站評論影響，我購買并閱讀了《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十六號——也就是兩天之前開始看，看到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統治之前。
本文將引用大量《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中的原文進行論述，著重論述在看完這部分內容后筆者對于，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兩位國王統治下的普魯士——擬人之后就成為了基爾伯特·貝什米特的看法改觀。
我最開始以為普魯士是簡單而純粹的軍事主義國家，不斷通過擴充領土強化自己的統治。在上網搜查了解了普魯士相關歷史之后，我依然保有這種想法——在這種想法的作用下寫出了《信仰》和《重蹈覆轍》兩篇內容。
在閱讀《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之前，我以為基爾伯特的形象不過是信念堅定、性格堅韌而認真、作戰實力很強、的集合展現形式——也就是牽強一些來講，“****”的性格化；一個妥妥的軍人。
但他說來又和軍人不大一樣。他具有野心，而且在少年人鋒芒畢露的性格下展現得完完全全。他很會打仗，是戰爭中的王者，也很會利用戰爭為自己帶來好處。他被迫拿起劍，別上騎士團的徽章，引“幫助，守衛，救治”為信念。
我原以為他會在戰爭中尋找到奮斗方向，并以戰爭為最終目的，把戰爭當做自己的一種愛好，熱愛并熱衷于此。他會是當代歐洲的一方霸主，是數一數二的一方霸主。
“普魯士不見得非要存在不可。這個世界可以沒有普魯士。”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基爾伯特自被人創造以來，便不是一定要存在的角色。他不在任何人的期望范疇里，不過是堪堪支撐著而已。
這是一切的前提，也是使往后我論述的，基爾伯特的性格特點上，最令人感動地基礎。
“疆域的巨幅擴充于是也產生沉重負擔，在政治上帶來新的要求和威脅。我們可以表示，霍恩佐倫家族自從落實了這些繼承權之后，就‘被迫必須不斷追求偉大’，而這從此又變成普魯士的國家生存法則。”
“自保本能更是只會驅使它進行土地調整與領土擴張——也就是要進行征服；擴張和征服又逼迫它必須在最大范圍內繃緊與集中內部一切力量。”
“歐洲東北部新出現的這個半強權置身于一個不安全的中間階段，而且那里絕非久留之地——普魯士必須繼續前進，否則就只能后退……它的出路只有退讓與萎縮，或者向前逃跑。腓特烈大帝的繼任者選擇努力向前逃。”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他的劍并非他的榮耀，僅僅是他的兵刃與鎧甲而已。
年少的他站在荊棘叢中，他手中僅有這一柄劍而已。那是他唯一的出路，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荊棘不斷地從四周向他蔓延而來，他必須不斷地揮劍將它砍斷。
戰爭不是他的榮耀，而是他存在的希望。
他沒有信仰，所做的一切斗爭不過是為了與命運抗衡，證明自己確確實實存在。
“普魯士并非一個民族國家，而且也不打算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它僅僅是一個國家，就此而已。它是一個理性的國度，向所有人開放。每個人都享有相同的權利，但也必須承擔同等的義務——在這方面也不打折扣。”
“十八世紀的普魯士國家不要求百姓表現得歡欣鼓舞，不訴諸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甚至也不訴諸傳統，而完全只是喚醒人們的責任心。”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國家往往會呼吁國民愛國，從情感上調動民心。這點在王耀身上體現得很好，王耀也曾借此創造過奇跡。
基爾伯特更傾向于權利的給予與責任的賦予，以一種更為理性的方式維持國家穩定。
當然，這種極度的理性或許會顯得他生性涼薄——這種理性適當了叫“理性”“冷靜”，若是過頭了，便會在某些事情上顯現出來。
“腓特烈大帝因而可用不偏離事實太遠的方式來強調：‘和平的公民應該完全感覺不到國家在打仗。’”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因而我們可以說，基爾伯特算得上是一個熱愛人民，或者說是寬厚的人。縱然以戰爭為生的希望，卻也知道百姓渴望幸福安康。他會將二者分得清清楚楚，絕不會偏向哪一方。
“……其宮廷派頭在各國王室極盡奢華之能事的那個年代，比較起來未免顯得寒酸；而在他的統治下，就連藝術與文化的發展也少得令人失望。普魯士的貧窮困頓與普魯士****之間出現的反差，縱使在他生前，也已是在歐洲普遍受到嘲笑和令人搖頭的對象。”
“十八世紀的普魯士國家對宗教無所謂，對族群無所謂，而且對社會無所謂。其臣民可以信仰天主教或新教，可以皈依路德教派或者加爾文教派，可以是摩西的信徒，甚至——如果他們愿意的話——更可以是***教徒，普魯士對此都完全無所謂，那些人只需要徹底盡好自己對國家的責任即可。普魯士對族群也同樣無所謂：百姓不必是德國人；來自法國、波蘭、荷蘭、蘇格蘭、奧地利等地的移民都一視同仁地收到歡迎，而等到普魯士開始兼并奧地利和波蘭的土地之后，其奧地利臣民與波蘭臣民所受的待遇，與土生土長的普魯士人完全相同。普魯士在社會方面也抱有無所謂的態度：每一個國民都是自己命運的塑造者。他打算如何度日過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它是一個粗線條的理性國家，乃七拼八湊而成，缺少了奧地利的美麗，薩克森的優雅，巴伐利亞的古樸。我們可以表示，那是一個沒有特色的國家……這個古典的普魯士乍看之下并不令人興味盎然，反而容易讓人起反感，頂多也只不過是心生敬意罷了。”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每一個能夠長久的國度都應是多元的——這展現在“全方位發展”上：軍事，經濟，藝術文化，教育等等。
他們都有大起大落，將自己置身于波瀾中，卻又可力挽狂瀾。乃至于有一段時間是偏執，可笑，狹隘的。
這和人其實相差不多：人往往要有些缺點，才會映襯得優點十分耀眼，進而其人格才會愈發有趣。
等到我們以上帝視角觀看的時候，這樣的人物方才立體，這樣的國度方才令人深省。
而相反，像基爾伯特這樣的國度也就沒有了特色——除了他能夠引以為豪一些的軍事。
它的文化寬容與王耀曾經的“你認可了我們中華文化咱就是一家親”還不盡相同。
中華文化千年不朽，根深蒂固，外來文化可改其表，但無法動其根。
基爾伯特不一樣，他無法在文化乃至于藝術領域獨樹一幟——他的歷史也不夠久遠，沒有足夠的時間沉淀、創新。
他又無法在經濟領域超前發展，有時候又甚至是拮據而吝嗇的——這從共認的數據：基爾伯特每年將幾乎五分之四的財政收入都放在軍事上，方才能與大國抗衡中便足以看出。
“普魯士乃十八世紀全歐洲受迫害者、被羞辱者、遭歧視者的庇護所和避風港。”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基爾伯特就好像是一個沒有門檻的避風港，在風雨飄搖的歐洲撐起一把傘，為當時上萬的難民提供了容身之所。
一時間他固然偉大，但他注定無法被歷史銘記。
歷史津津樂道的是亦善亦惡的凡人，而不是光芒普照的圣人。圣人的故事固然可敬，但惡人的故事更為有趣，更吸引人眼球。
綜上，他大抵是一個寬厚，理性，卻也十分單一的人。
基爾伯特并不是個耀眼的人，綜前文所述，他在歷史上并沒有必須存在的必要——這點實在是同亞瑟和弗朗西斯，還有王耀不盡相同。
這便愈發襯得他偉大起來。哪怕自己在旁人眼中并不重要，哪怕他只不過是個小角色，卻也依然堅守著國家的本心，絲毫不在乎自己是否會在歷史中閃爍，也不在乎自己這樣無趣的故事能否被人銘記。
“正如同年輕時代的腓特烈一般，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形式準則為：‘無論歐陸發生了什么事情，都不會與普魯士無關；任何具有一定意義的政治發展，都不可以沒有普魯士的參與。”
“腓特烈至少在他漫長即位時期的前半段，一直不折不扣是個碰運氣的賭徒。”
“他們已經國庫空虛，他們的軍隊早就精疲力竭，法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已分出高下，而且堅韌不拔的普魯士顯然無法被擊垮……結果雙方簽訂《胡貝圖斯堡和約》，而這個‘妥協的和約’讓一切都回復到了開戰前的舊情況……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人透過這場戰爭得到任何收獲，而且大家都白打一仗。但這種‘不分勝負’事實上是普魯士的一大勝利：它跟三大強權打成了平手。”
——引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這點大抵迎合了前文——基爾伯特確實是個很會利用戰爭的人，他在戰爭中負隅抵抗，收獲了不少得了利益，謀求了生存。
由此他又顯得狡猾起來，有了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大國的氣味——很濃烈的紅塵氣。
如此他便立體起來，顯得十分真切，又十分有趣。
若說去塑造這個人物，只看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以的。他斷然是有缺點的，并且存在于政治上的弊端直接關乎到他在二十世紀能否接著存活下去。
倘若能將優缺點平衡去表現，可能會呈現出不一樣的角色特點——單從此來看，絲毫不遜于弗朗西斯亦或者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