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忠奸都難辨，除非是二者并存于世。要么忠臣滅了奸臣，要么奸臣害了忠臣，要么相互妥協，相互掣肘。漢光武帝劉秀號稱“以柔治天下”，這里所謂“柔”就是對統治集團盡可能地給予寬容籠絡，而不是嚴苛刑罰的制約，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與功臣宿將的家族聯姻，用婚姻關系來維系政治關系，企圖借此鞏固劉氏統治。因此，東漢王朝選皇后不出竇融、鄧禹、馬援、梁統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劉秀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不僅沒有達到鞏固皇室的目的，反而在皇帝身邊培植了一種侵蝕皇權的強大的外戚勢力。東漢王朝自第四個皇帝起，就開始了外戚專權的局勢，這以后，皇帝的廢立直接間接都為外戚所左右。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皇帝愿意甘當外戚的傀儡，這便為宦官勢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宦官外戚左右朝局，漢代選官制度便就此形同虛設，士大夫階級當然不會束手待斃，于是三方勢力彼此角逐，演繹出整個東漢中晚期帝國前進的脈絡。
外戚、宦官、士大夫，這三方勢力各具特色，相互制約。人們往往會更多地偏向于士大夫，認為他們正直、有氣節，應該掌權；其次則有一部分人認為在皇帝羸弱、不堪大用之時，外戚輔政也是唯一而有效的選擇。但卻極少有人希望宦官可以榮登九五之尊。世人總是抱著一顆敵視的心看著宦官。這當然不能責怪世人，而應該從宦官的本質看看，他們為何會招人敵視。
因此，在當時而言，梁商作為一個比較有節操的官員，是難以被宦官所容忍的。漢順帝劉保就是在十九個宦官的支持下，才得以擊敗閻姬，得承地位。此番大事既成，宦官當然希望自己能夠獲取皇帝持久的寵幸。此時士大夫階級并沒有較大的勢力，能夠與宦官爭權的人，只有外戚家族。這些宦官平生沒有什么大志，好的則能夠忠君為主，奸的則會害人誤國。隨著梁商的恩寵日盛，這些后宮之中的閑人自然會被皇帝冷落。其實他們只不過是皇帝的工具，一旦天下定矣，他們便可有可無。對皇帝而言，他們一來不能像外臣一樣在治國帶兵之時為皇帝所用，二來不能像皇后貴人一般為皇帝所念。
可宦官是不會甘于沉寂的。不久，他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謀害梁商，以重新獲取皇帝信任。
順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張逵、蘧政等人一起合謀，誣陷梁商和另外的兩個中常侍曹騰、盂賁，說他們積極動作，聯絡朝中大臣和某些王子，欲廢掉順帝另立新君，于是請求皇帝下令，逮捕梁商等人，治他們謀逆大罪。哪知順帝不為所動，他雖然昏聵，卻并不糊涂，心中早已明白是非黑白，對宦官們的心思也可說得上是了如指掌，所以前面才會將擁立他的十九位宦官廢而不用。見他們言辭鑿鑿，順帝直截了當地說道：“眾卿家可知，大將軍父子以及皇后一家都是我的親人，曹騰、盂賁都是我喜愛的人，此番你等來彈劾他們，可有確鑿證據？”
見一眾宦官相互顧盼，順帝頓時胸有成竹地繼續說道：“一定沒有這樣的事情，只是你們都嫉妒他們罷了。”
張逵等人見順帝如此表現，知道自己的謊話敗露，只是皇帝昏聵無能，一時之間倒沒有定自己胡亂給人安插罪名的罪責，可是這并不代表這件事情一旦為梁商等人所得知，自己幾人會相安無事。如此一想，張逵等人頓時大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來個先斬后奏。于是，張逵等人急忙命人做了一篇假詔書去將曹騰、盂賁逮捕起來，并關在皇宮之中，這二人也甚得皇帝恩寵，幾人也不敢直接將曹騰、盂賁二人殺害。
不久，這件事情便為順帝所得知，順帝聽說后大怒。這還得了，宦官雖然擁立有功，但如此下去，卻是皇帝萬萬不能忍受的。梁商忙向皇帝進言，救人要緊，先命令宦官李歙趕緊去把曹騰、盂賁放了，再把張逵等人逮捕起來。經過審訊，他們都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這件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因為在張逵等人的供詞之中，還牽連到一些王公大臣，皇帝見此，也猶疑不決，是否要斬草除根。梁商知道，如果真的追究下去，不管是他們是冤枉的還是罪有應得，都會牽連甚廣，如此一來，則朝綱大亂，人心不定。梁商急忙向皇帝上書，勸皇帝“知止安人”。順帝覺得很有道理，便采納了梁商的意見。僅僅將那些證據確鑿、無法辯駁的人繩之于法。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重死去，臨終前還不忘叮囑自己的這個恃才傲物的兒子梁冀，要他謹記勤儉，對自己的葬禮不要過分奢侈。皇帝劉保有感于其忠貞，親自到他遺體之前致哀，并賞賜金銀衣物無數，賜予他謚號“忠侯”。
當然，在順帝那個混亂紛爭的年代，受到宦官排擠和打壓的絕對不止梁商一人。梁商位高權重，甚得皇帝寵幸，即使為奸人陷害，也能無所畏懼、不受其害。而人微言輕的張衡就沒有梁商那么好的運氣了。
文理雙修的張衡
張衡，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升階段的科學巨匠，恰如希臘神話中為人類帶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不為封建社會那困頓的環境所限制，毅然投身于浩瀚的科學技術之中，他的人格魅力和其聰明才智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熠熠生輝。
早在漢順帝即位之前，張衡就已經久負盛名。漢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張衡出生于南陽郡西鄂縣石橋鎮（今河南南陽市城北五十里石橋鎮）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張堪曾是地方官吏，擔任過蜀郡太守和漁陽太守。張衡幼年時候，家境已經衰落，窮困潦倒之時，家徒四壁，溫飽也難以持續。為了緩解家庭困境，張衡很小就不得不下地務農、入水抓魚。這種生活雖然清苦，卻也是難得的歷練機會，使得他能夠深刻地感受到民生疾苦，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生活常識。再加上他勤奮好學，在地理、天文、數學、繪畫和文學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出非凡的天賦，不久便揚名天下。
他之所以能夠名動天下，主要就是依靠于他的理論著作和實際作品。《靈憲》是張衡的代表作，全面體現了張衡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張衡認為，宇宙并非生來就是如此，而是有個產生和演化的過程。張衡的思想和現代宇宙演化學說的精神有所相通。此外，他還認識到宇宙是具備無限性的，認為人目所見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這個范圍，人們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宇宙在空間上沒有邊界，在時間上沒有起點。這當然和如今空間物理學特別是霍金的大爆炸理論大相徑庭，但是要證明孰對孰錯，卻是千難萬難。
《靈憲》一說還介紹了天地的結構、日月的角直徑、月食的原因、五星的運動、星官以及流星和隕星等相關方面的知識，雖然在很多方面，限于當時的視野和科技條件，還存在這諸多缺點和疏漏，但在到當時而言，無疑是世間最為完備的天文學巨著。
南朝梁代人劉昭看罷《靈憲》，不由拍案叫絕，贊頌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
著書立說之外，張衡還制造了許多儀器，比如渾天儀和名震古今的地動儀。可惜后來東漢一片混亂，地動儀也遭受魚池之殃，毀于戰火之中。
當然，張衡一生的科技理論和作品實在是太過紛繁復雜，窮一人之功，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實在是叫人嘆為觀止。而張衡的為官生涯以及其間所體現的氣節，讓更多的人特別是古代士族為之贊嘆和效仿。
少年之時，張衡就很有文采，古人相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待得張衡學識飽滿之后，便出外游學，以增長見識，結識人才。皇天不負苦心人，當他到達京師洛陽中時，終于進入整個漢朝的最高學府太學讀書，并結識了著名經學家、天文學家賈逵的學生崔瑗，并成為至交好友。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張衡應南陽太守鮑德之請，成為他的主簿，掌管文書工作。八年之后，鮑德被安帝劉祜調任京師，張衡即辭官居家。在南陽期間他致力于探討天文、陰陽、歷算等學問，并反復研究西漢揚雄著的《太玄經》。一時間聲名鵲起，逐漸引起了漢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張衡奉詔入京，官拜郎中。
這年，張衡三十二歲，第一次真正地踏上了仕途。
及至順帝即位，張衡連續升遷，先后擔任尚書郎、尚書令。古代士人皆崇尚“學而優則仕”，因此可以說，此時張衡終于實現了他的政治抱負。正應了“好事成雙”這句成語，張衡在仕途上的順利，也讓他在科技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十四年的時間內，他完成了他一生大部分的科技成就。到了陽嘉二年（公元133年），順帝見他不負眾望，成績斐然，便將其升為侍中。
眼見這樣一個士人也受皇帝的恩寵日盛一日，宦官們斗不過梁商，卻也不能讓張衡騎到他們的頭上。然而張衡一直以來，都以勤于政事、愛惜人民、忠于朝廷、達于科學而著稱，要找到他的毛病，還真不容易。
然而，張衡在對待讖緯之風盛行的情況上，卻表現得不明智了。兩漢時期讖緯合流，到順帝之時，天地時常發生災禍，皇帝總是擔心自己帝位不保，宦官們便招來一些儒生，讓他們以自己所學，即以古代河圖、洛書的神話，陰陽五行學說及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為理論依據，為皇帝預測國運，看看誰人忠誠，誰人有反意。將自然界的偶然現象神秘化，并視為社會安定的決定因素。讖緯被稱為內學，尊為秘經，實際上成了宦官誅除異己、陷害忠良和政敵的工具。
張衡眼見皇帝被蒙蔽，毅然向皇帝上書：“國讖虛妄，非圣人之法。”又說：“……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國讖。一禁絕之。”此番言論，在當時看來，無異于九天之雷，轟動朝野。宦官見此有機可乘，忙向皇帝進讒言說：“張衡無知，誹謗天意，擾亂圣聽，為正法紀，為肅禮儀，理應殺之。”
皇帝愛惜張衡的才華，但是如此做法，難免與朝廷大勢不合，兼且自己的左膀右臂都彈劾于他，自己不對其稍作懲罰，實在難以服眾。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張衡受宦官排擠中傷，被皇帝調離京師。擔任河間王劉政的相。可是，張衡并沒有就此沉寂平靜，因為現實不讓他從此沉寂。河間王劉政，在當時可謂是臭名昭著，最是不守法紀。驕橫奢侈之風在其屬地上巍然四起，當地豪強皆群集響應。張衡到任之后，對劉政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于說服劉政改革。
在取得劉政支持之后，張衡嚴整法紀，打擊豪強，使得上下肅然，百姓為其拍手稱快。三年之后，河間王屬地一片太平，張衡見自己已經老了，并且時常患病，便準備功成身退，向皇帝請求歸隱田園。然而皇帝則認為，他實在是個可用之才，但是宮中尚有很多的人反對他，特別是那些宦官不容于他。便決意讓張衡回京師做尚書（官職遠低于侍中或相）。他正準備應詔，卻忽然得病，不久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