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垂頭喪氣地走在HM市勝利路上。10月的陽光明亮而沒有熱度，街道旁榆樹楊樹已經陸陸續續開始落葉了，我們到底何去何從？
是否去郵政局領獎金成了我們爭論的焦點。我的意思是光明正大地去領，老板娘還沒顧上這事；梁和景勸我算了，派出所可能已經在郵局等著了，去了是自投羅網。眼看走到郵局門口了，我下定決心對梁和景說，你在這里等著，我去領，情況不妙你就趕緊跑。到了郵局，領獎臺前空蕩蕩的，只有一個模樣俏麗的女孩在無聊地修指甲。當我怯生生地報出了自己姓名，女孩眼睛立即亮了：真有你的！整個HM市只有十個人中了獎，你是其中一個！我們都在猜這個牛人是誰，還能掙上我們郵局的錢！我趕緊掏出了身份證，然后在獲獎名單上簽字，領了那金貴的60元錢。
這是我們入疆以來過得最輕松的一個夜晚。剛入疆時的忐忑，惶惑經過二十多天磨煉已經減輕了許多，我們終于有閑暇時間慢慢在街道上溜達。
現實的哈密和我想象的哈密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里，哈密應該是土樓高聳，各民族載歌載舞，滿大街甜瓜、葡萄的地方。我感覺實際上除了濃郁西北風味的飲食、拗口的地名和老家不一樣，操全國各地口音，南腔北調的的人多以外，和家鄉并沒有本質不同。
不覺我們散步到一個廣場，廣場邊上一片霓虹燈在閃耀，“曼陀鈴”三個字熠熠發光，里面斷斷續續傳出放肆的笑聲與粗野的歌聲。我知道這就是剛流行起來的所謂舞廳或歌廳吧。廣場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個電視機，一個錄像帶，兩個小喇叭帶一個麥克風，也組成了一個小型“歌廳”，一個小伙子正大聲吆喝著“一首兩塊，五首送一首”，不時有三三兩兩的人鼓足勇氣唱一首，然后或鎮定地或面紅耳赤地離開。
我們在露天“歌廳”旁的石板上坐了半天，招攬生意的小伙子開腔了：“兄弟，白聽了半天歌，也照顧一下生意，唱一首啥！”說完把一張臟兮兮的選歌單扔給了我們。我和梁和景面面相覷，就我們這慫樣還唱歌？但是既然人家問話了，好歹我也得回答啊。我站起身子，雙手將選歌單還給小伙子，裝著老練地說：“兄弟，來這里找親戚，沒找到，還正在犯愁哩，作難那，哪里還能唱歌啊！”小伙子見怪不怪地說：“這樣啊，我今天也是第一天練攤，該收攤了，我給你倆找個去處。”我和梁和景對視一眼，心里高興極了，忙不迭地幫小伙子收電線，裝箱子，然后把所有家伙什裝上一個三輪車，小伙子騎著，我們跟在三輪車子后面走。
黑燈瞎火走了三十分鐘，小伙子說到了。我一看，三輪車停在了一個還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幾棟在建的樓房圍成了個小區，中間雜七雜八堆放了水泥，沙子，木板等材料。小伙子把我們領到其中一個單元門口，指揮我們卸車，然后說：“這是我舅舅的工地，我找了個地下室放東西，你倆可以住到這。”我們深一腳淺一腳的把東西搬到地下室，地下室不大，有二十平米，中間吊了個白熾燈，地上扔了幾個床墊。小伙子打著哈欠說：“快睡吧，我走了，明天放你們。”說完扭身走了，“啪嗒”從外邊鎖上了門。
第二天，我被一陣尿意憋醒，估計天已大亮。門外傳來嘈雜的聲音，是工人開始干活了。攪拌機的咣當聲，電鋸的吱吱聲，讓人心煩意亂。我使勁拉了拉門，那門是一整張鐵皮焊的，非常結實。地是紅磚鋪的，我揭開一塊紅磚，痛痛快快撒了一泡尿，又小心將紅磚蓋好，這才算心滿意足。
已經到中午飯點了，可以清晰地聽到工人互相呼喚著去食堂打飯的聲音。“嘩啦”門開了，昨天那小伙子提了兩個塑料袋走了進來，“趕快吃吧！這是我剛從食堂打來的，大白饃饃和豆角肉，吃完我領你們去見我舅舅。”我和梁和景急不可待地打開塑料袋，一人抓了一個大饃饃，大口吃了起來。
小伙子自我介紹姓魯，家是老皮革廠的，這塊地皮就是皮革廠的廠區，被他舅舅買下來搞房產開發，“我舅舅可是大老板，你們說話千萬小心！”
大老板果然有派頭。在一輛藍鳥車（后來才知道這高級車的名字）的后座上一邊抽煙一邊聽了小舅子誠惶誠恐的介紹，大老板皺了皺眉，但并沒答話，而是一疊聲叫著：“范老六!范老六！”，剎那，不知從哪兒一跑一顛冒出來一個戴著安全帽的小個子，用四川話油腔滑調地說：“領導，啥吩咐？”“這兩個小伙子交給你了，當小工吧。”“領導，現在缺的是大工，砌磚，抹灰，都要得，小工滿大街都是。”“就這樣吧！”大老板車門一關，小車一溜煙走了。
范老六狠狠瞪了一眼小魯，“我就知道是你娃搞得名堂，還不是想找人幫你干活?賊大鬼！”小魯無辜地笑了笑：“范老板，工地不是也缺人嘛。”范老六轉身對我倆說“既然來了就好生干活，下午你們兩個清模板。”
轉眼間，我和梁和景完成了飯館逃亡服務員到建筑小工的華麗蛻變。我和梁和景一人一把刮刀，面對的是堆成山糊滿了水泥漿的各種型號、大大小小的鋼制混凝土模板。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模板用刮刀鏟干凈。別說干活，刺耳的鋼鐵和鋼鐵的摩擦聲就讓我受不了。我揪了兩個紙團把耳朵堵住，可剛干了一鐘頭兩個大血泡就從手掌上冒出來。我看了看面前這些模板，實在是沒有干下去的勇氣。梁和景倒是聰明，專撿比較干凈的水泥漿少的模板干，同樣的時間竟然比我多干了十幾塊。我拍了拍梁和景的肩膀，“梁老弟，歇一會。”梁和景停了手，頗有成就感地看著模板：“咋樣，不賴吧？這咋說也得給個十塊八塊的。”我撇了撇嘴，對他的盲目樂觀表示鄙夷。
11月的天黑得早，7點多，食堂里吹起了幾聲哨子，開飯了。我和梁和景趕緊洗了洗手，隨著人流往食堂走。范老六像個大將軍般擦叉著手站在食堂門口，一眼就看到了縮頭縮腦站在隊尾的我們，大聲對打飯的說“給最后那兩個娃娃打三等飯，記在伙食賬上。”所謂三等飯就是一個素菜——蓮花白，然后一份湯，兩個饃饃。我垂涎欲滴看著有人打了一碗油汪汪的紅燒肉，有人打了香噴噴的辣子雞，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大碗被舀了一勺蓮花白，手上的血泡一陣痛疼，心里暗地問候了范老六的老娘。
吃完飯，我和梁和景剛進地下室，小魯已經在收拾他的那堆寶貝了“快幫忙，去了找個好位置。”雖然已經累得快攤在地上，我們還是幫小魯把東西裝在三輪車上。裝完車，小魯看我倆還楞在那里，不耐煩地一偏頭，“走啊，后面的活還多呢。”我倆面面相覷，只好乖乖地跟在車后。
今夜廣場涼風習習，讓人心情也好了很多。把“歌廳”支好，小魯看著我倆一拍腦袋：“看你們這個樣子，今天啥好事也別想了！”的確，我和梁和景都是灰頭土臉的，活像兩個叫花子。“這樣，工地有熱水，你們回去好好洗一洗，明天干完活利索點過來，瞧見沒，你倆的任務就是幫我到周圍拉人過來唱歌，拉一個人五毛錢，夠意思吧？”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地下室的門被打開了，“趕快幫我搬東西！”小魯一臉興奮地跑了進來。把東西歸置好，小魯從口袋里掏出了幾張大團結對著燈光美滋滋地仔細反復研究。“今天碰到兩個瓜娃子，為了一個小妞較上勁了，一人唱了10首，哈哈哈！”我看著這些錢，目瞪口呆，世上還有這種掙錢法？
炫耀完人民幣，小魯神神秘秘地從一個紙盒子里掏出一盤錄像帶，“今天哥們高興，給你們開開眼。”我立即知道咋回事了。鎮上三胖家的錄像廳就經常這樣干，半夜三更經常有高中生溜出去，就是看這個玩意。梁和景也猜出來了，眼里要冒出光，“快點放吧，魯哥！”小魯找了張紙板將地下室的小窗戶遮住，把錄像機、電視機連好，一開機，屏幕上先是呼呼啦啦的雪花，突然一亮，幾個一絲不掛的金發碧眼的外國女人在鏡頭前搔首弄姿，我們三人雖然有所心理準備也被弄得面紅耳赤。看完這盤不知道翻錄了幾遍模糊不清的帶子，梁和景激動地給小魯建議，“魯哥，晚上在工地找些人看，掙錢更快！”我趕緊打消了他瘋狂的念頭“這是犯法的事，別瞎想。”
第二天有質監站來檢查工地，范老六派我們給一棟樓打掃衛生。因為活路比較輕，無非是搬搬雜物，擦擦玻璃，我和梁和景算是度過了愉快的一天。當范老六點頭哈腰帶著質監站的人去喝酒，我們也算是收了工。不待小魯吩咐，我和梁和景趕緊沖了個澡，換了身干凈衣服，眼巴巴盼著小魯來。
因為廣場有了新的競爭者，小魯不得不提前過來擺攤。當我們選定了位置，安營扎寨完畢，另外一家才過來，我們不禁有了一些不錯的優越感。華燈初上，廣場上閑逛的人陸續多起來，開始還有幾個人有一曲沒一曲地在我們這個攤子上唱，可逐漸都聚在那家攤子上了，，圍了一圈不停發出嘖嘖的贊嘆聲，我們悄悄走過去一看，傻眼了，人家那里是一臺新潮的機器，叫VCD，點歌迅速，歌曲也新，音效也好，明擺著我們將要被淘汰了。
小魯的情緒明顯低落了，坐在塑料椅子上不吭氣。今天看來我也白忙活了。我想安慰小魯幾句，可又不知道說啥，梁和景這時候又擠了過來，按捺不住得意對小魯說：“魯哥，我都偵查清楚了，那是臺走私來的機器，XJ這沒有賣的，好是好，歌碟可少，就那兩張。”我也不失時機的勸道；“我們機器不行，數量和服務質量要取勝，不行降降價，一塊五唱一首，你托托你舅，也去買一臺。”
經過幾分鐘的緊張合計，在我和梁和景聲嘶力竭的吆喝下及大幅打折的吸引下，總算有幾個回頭客唱了幾首歌。
忽然，“曼陀鈴”歌廳門口傳來激烈的爭吵聲，其中還摻雜著范老六那刺耳的川普的叫喊，明顯地喝高了。我們三個趕緊圍過去，范老六看見我們過來，越發有了精神，噴著滿嘴的酒氣大喊：“兄弟伙都到齊了啊，錘子，今天不給老子一個說法，誰說也沒得用！”小魯倒是認識那個歌廳的一個領班，很快問清了狀況。原來范老六今天請質監站的人吃飯，喝了酒又來唱歌，因為結賬錢不夠，要簽單，歌廳不同意，才鬧這么一出。好說歹說，小魯作保，又將范老六腰間摩托羅拉漢顯三代精英BP機押了，范老六才脫身，踉踉蹌蹌地打了個出租車回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