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載，宣帝晚年，尚為太子的劉奭抓住一次陪侍父親的機會，假作隨意地說：“皇上用刑太重，應該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聽到這話，臉色一變，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們漢家的制度，本來是雜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時勢。而不是純粹學習周朝，專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時務，喜歡是古非今，使人迷亂于繁雜的義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堅守什么！這樣的人，怎么能夠委于重任？”

　　漢元帝（劉奭）繼位登基，實現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統治了16年。但漢朝沒有因此變得強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們不禁疑問，果真所謂的“雜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國良策嗎？推行“純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漢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禍首嗎？

　　其實不然。深入分析，發現漢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國家積弊已久，暮氣沉重，多重因素組合，才使得西漢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漢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宣帝給他指定三名輔政大臣，分別是蕭望之、周堪和史高。前兩者是碩學望儒，后者是血緣外戚。其中蕭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賞識。原來在宣帝末年，蕭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氣頗高，輕視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氣之下，將他貶去給太子教書。他的另一層用意，是讓蕭望之培養與太子的感情，日后輔佐新皇。

　　元帝繼位，蕭望之果然成為首輔大臣。以他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劉向、張猛等，組成一個緊密的儒臣政治聯盟，銳意進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沖擊到宮廷內兩個宦官弘恭和石顯的利益，引起強烈不滿。他們拉攏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間時的親戚，本來就沒有什么學識文化。宣帝為了酬恩，確保史、許兩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別指定他輔佐元帝。蕭望之連丙吉這樣的老官僚都輕視，更加看不起土氣的史高。平時議政，將他當成泥雕木塑式的，沒給插嘴的機會。史高不滿已久，與弘恭、石顯一拍即合。

　　于是，儒臣聯盟與外戚、宦官聯盟，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斗爭。漢元帝這位傾心儒學的皇帝，終究抵擋不住與史高的親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譖毀，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幾個回合下來，儒臣聯盟一敗涂地。蕭望之、張猛被逼自殺，周堪驚憂而死，劉向被廢黜禁錮。

　　父親給他指定的三名輔政大臣，漢元帝一下就搞死兩個。剩下一個史高既沒文化，也沒能力，形同擺設。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顯兩個宦官擺弄了。

　　其實，無論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質上都屬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沒有擁有才干的人來設計執行，最后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甚至導致失敗。很明顯，漢元帝失去最優秀的一批儒學人才。之后他雖然尚儒、崇儒，但質量乃至本質已不可同日而語。

　　勝利者們深諳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嗎？那么他們就找聽話的儒生，推薦給他。年近八十的貢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顯的保薦后，終于飛黃騰達，躍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對他們唯唯諾諾，馬首是瞻。受史高舉薦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儒生們有了進階官場的穩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勢利的官迷，他們眼中只有功名權位，沒有理想情懷。與貢禹、匡衡具有相同經歷，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還有韋玄成、薛廣德等。他們身居高位，卻一心只為稻粱謀，抱著持祿保位的心理，得過且過。類似蕭望之式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們想都不會想。

　　漢元帝得到這些背后被操控的“名儒”，大喜過望，在他們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學思想為指導的政策：

　　第一節財省用，終止宮館臺閣修繕，減少珍禽異獸的豢養，裁減宮廷宿衛。

　　第二勸農安民，還田于民，鼓勵生產；多次賑災，減征賦稅；不再設建陵邑擾民。

　　第三杜絕與民爭利，廢除鹽鐵官營。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簡化刑罰。

　　第五強化儒學，多次要求地方薦舉通經異才，免除他們的賦役，廢除對博士弟子名額的限制。

　　第六進行禮制改革，廢除郡國廟，確立京師廟。

　　第七在外交和軍事上采取保守策略，主動放棄海南島，打壓在西域擅自進行軍事行動的甘延壽和陳湯。

　　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雞零狗碎的規定，沒有令國家和人民切實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錯誤政策，沒過多久就被矯改。原因三，漢政府體制腐敗，政令不達，某些政策只是虛張聲勢。

　　為了讓元帝加深對他們的依賴，貢禹、匡衡等人還將元帝導向了繁縟、瑣屑、教條的儒學復古主義道路上。西漢中后期，《周官》、《禮記》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參考典范。然而當時對儒學的信仰，已經達到迷戀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蘆畫瓢，將書本的內容復制到現實中，實現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瀾下，儒學復古主義浪潮趁勢興起，一直延續到西漢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