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東秦百年之間，政治變動相對比較頻繁，權力斗爭往往也比較激烈。而東秦諸位皇帝的后宮，作為東秦高層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成員組成與地位變化，既反映了朝堂的政治變動，也對朝堂的政局形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在高帝、太宗與光宗三位皇帝在位時期，其后宮的人員組成與后妃地位的變動，充分體現了三位皇帝對當時各派力量的制衡，并對東秦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關鍵詞：東秦；后宮；外戚；權力斗爭
在帝制時代，作為皇帝的家室，后宮始終為高層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其與朝堂政治的關系極為密切。一方面，當皇帝年幼或身體羸弱之時，后宮會在特殊情況下干預朝政；另一方面，對后宮妃嬪的數量與地位的安排，更是體現了各派勢力的權衡與斗爭。而東秦百年來歷代后宮的格局與變動自然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朝堂政治的影響，并時時反作用于朝堂政治，在下文中，筆者將就東秦歷代后宮情況，分析其與東秦朝堂政治的聯系。
一、高帝時期
高帝時期的后宮，在《前秦書?后妃類》中可考的有七人：余貴人、酈貴妃、潘昭儀、凌婕妤、馮美人、顏淑儀、柳修容。不難發現，高帝時期后宮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不設皇后。第二，除馮美人外，其他后妃皆不是門閥或軍閥之女。而這兩個特點的出現，與東秦建立初期的政治情況是密切相關的。
首先先看關于不設皇后的問題。秦高帝不設皇后的原因當有表層與深層兩方面的原因。表層原因則是與高帝青年時期比較慘痛的感情經歷有關，秦高帝與楊氏雖然情深，奈何緣淺，最終被“棒打鴛鴦”，楊氏也抑郁而終。秦高帝或許是懷著愧疚，或許是懷著思念，追贈楊氏為皇后，并從此不再于后宮立后：
帝既失楊后，常思懷之，以是寡乎情愛，遂不復立后矣，以是終開陽一朝，后宮無主。（《前秦書》卷51上《后妃類上》）
但是，如果僅從私人感情分析秦高帝不設皇后，似乎太輕視這位開國君主了。秦高帝不設皇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與他很少納軍閥與門閥之女為妃的原因可以放在一起，即對當時各派力量的權衡。
東秦開國初期上層的政治力量主要有兩大支，一支是跟隨高帝創業的軍事勛貴，一支是門閥大族。作為最高統治者，高帝想要維持和鞏固帝國的平衡與穩定，必須制衡兩派的政治力量。而后宮作為前朝政治的延伸，自然是兩派政治力量的一個角斗場，如果誰一方在后宮占據了更多或更為重要的席位，無疑會影響前朝的力量對比。
而高帝對這種情況采取的方法，是干脆盡量不納軍閥與門閥之女為妃嬪，也不立皇后，這樣無論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據優勢，也不會顯得偏袒，這是高帝不立后也很少納軍閥與門閥之女背后的深層原因。
而高帝這種后宮安排，也對前朝政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一，在高帝這種安排下，東秦初期并沒有勢力較強大的外戚勢力；其二，由于高帝不立后，諸子嫡庶不分，導致太子位置并不穩定，一定程度上增長了當時還是小狼王的太宗的奪嫡之心，為“討不孝”埋下伏筆。
二、太宗時期
太宗時期的后宮，《前秦書?后妃類》中可考的有楊皇后、鄧貴人、劉貴妃、鄭昭儀、譚昭儀、郜淑妃、王夫人七人，又《前秦書?佞幸類?田乂》有“后乂與太宗項夫人奸，事發覺，太宗大怒，詔轅之。”《前秦書?冉季傳》有“太宗既入洛，以其舊貴，改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加開府儀同三司，禮之甚重，以其次女為嬪。”則還有項夫人和嬪妃冉氏，凡九人。
相比于高帝時期的后宮，太宗時期的后宮中門閥之女的數量明顯增加，體現了太宗對門閥勢力的拉攏，這與太宗時期試圖打擊軍閥的方針相適應。但要注意到的是，太宗時期的楊皇后出身并非門閥，而是徹頭徹尾的寒門。
而太宗雖然多納門閥之女，卻又不顧“群臣以楊氏門第不顯，欲以閥閱之女為后”（《前秦書?后妃類》）的反對，執意以楊氏為皇后，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太宗與楊皇后的感情深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盡管需要依靠門閥來削弱軍閥，但卻不能完全放任門閥坐大，因此皇后的位置斷然是不能再留給門閥了。
與此同時，太宗還積極扶持后族，大力提拔楊氏的兄長楊零，至于將楊零納入顧命名單之中。太宗將楊零納入顧命名單之中，主要是以外戚勢力為一支力量，試圖與門閥、軍閥實現權力平衡，保證秦王朝的穩定（關于太宗顧命人員的選擇，以后會寫一篇《淺析秦太宗與光宗顧命人選》，以詳細分析；關于太宗以外戚為一支力量以制衡門閥與軍閥，以后的《秦朝的宗室勢力分析——以〈前秦書?諸宗室世家〉為中心》中也會提及）。但太宗對楊氏的扶持，極大地助長了外戚勢力的發展，導致太宗死后外戚專權局面的產生，甚至間接導致了“趙氏之禍”。
三、光宗時期
孝宗和恭宗在位時期比較短，且“政不在己”；穆宗則是典型的“好玩不好色”，熹宗在位時間也不長，且孝宗的郜皇后、劉皇后、薛貴妃，穆宗冉皇后，熹宗薛皇后、嚴貴妃等，都是門閥之女，體現了門閥勢力的強大，不遑多論。
而光宗作為東秦諸位帝王中權力制衡學的集大成者，其在位時期的后宮組成則顯得相對復雜。
光宗時期的后宮成員主要有：劉皇后、鄧皇后、孟貴妃、李貴妃、高貴妃、馮貴妃、常淑儀、姜淑妃八人。其中，孟貴妃、李貴妃、常淑儀、姜淑妃為寒門，劉皇后、鄧皇后、馮貴妃為門閥之女，高貴妃為軍閥之女。
光宗始以藩國受推即位，面臨著孤立無援的處境，其首要目標是盡可能為自己尋找支持者，出于此目的，光宗在即位之后，連娶門閥之女，甚至不顧鄧皇后是寡居狀態，這對于一個皇帝而言是非常不尋常的：
宣仁鄧皇后，名珍，字玨亭，東郡濮陽人。初嫁他族，后寡居。中興初建，光宗既入纂，欲結門閥，遂納鄧后為貴妃，然未嘗有幸。（《前秦書》卷51中《后妃類中》）
宣貞馮貴妃，名苑，字嬋芝，魏郡人。亦中興初建光宗所納，事同鄧后。永慶七年，以門閥之女為后。（《前秦書》卷51中《后妃類中》）
光宗在其孤立無援，同時也是討伐趙氏、實現中興之時，選擇與門閥聯姻，既有利于為自己爭取支持者，鞏固皇權，也有利于為東秦帝國的中興事業爭取援助。
至于軍閥之女高貴妃，《前秦書》中沒有直接記載她被納為妃的時間，但根據《前秦書?諸宗室世家》中，天正六年高貴妃之子秦歡去世時年四十七，可以推知光宗納高貴妃也應在宏長初剛剛即位時。高貴妃作為當時中興義軍中重要力量高冰的孫女，光宗納之為妃，與納門閥之女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光宗在其糟糠之妻劉皇后死后，面臨一個立誰為皇后的選擇問題。光宗此時已經與孟貴妃產生了比較深厚的感情，且希望將孟貴妃之子（也就是后來的獻文太子）立為儲君，因此光宗自然希望能夠將孟貴妃立為皇后。但群臣反對，面對這種情況，光宗決定妥協一步，立既是門閥之女，卻又沒有子嗣的鄧氏為皇后，以便日后從長計議：
劉后既崩，孟妃、獻文母子當時寵盛，帝遂數欲易太子，而群臣皆謂不可。又欲以獻文所生孟氏為后，以寒門，不為士大夫所同（注曰：母子皆不得立）。乃立鄧氏為后，以鄧氏既為門閥之女，且無子耳（注曰：可緩圖之耳）。（《前秦書》卷51中《后妃類》中）
后來光宗也成功實現了其換太子的意圖，但是孟貴妃由于出身實在不顯，在鄧皇后去世后，光宗只得又暫時立馮貴妃為皇后
本來光宗的后宮應該就此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但獻文太子的突然去世，使儲君的位置出現了空缺。選擇誰成為新太子，成為光宗在悲傷之余不得不考慮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此時擺在光宗面前的主要有三個選擇：李貴妃之子秦憲、秦欒，高貴妃之子秦歡，馮貴妃之子秦胤。光宗最后選擇了秦憲，主要出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秦憲有弟弟，在即位之后可以兄弟互相扶持；第二，高貴妃和馮貴妃一個是軍閥之女，一個是門閥之女，如果讓她們成為日后的太后，無疑容易形成外戚勢大的情況，而楊氏外戚跋扈的教訓就在眼前，光宗自然不希望這種場面再度出現：
永慶九年四月，獻文太子薨。時光宗有四子，李貴妃生帝與東萊公欒，高貴妃生中山郡公歡，馮貴妃生南陽公胤。光宗以高貴妃家藩岳青州，馮貴妃家河北門閥，恐有外戚之患，而李貴妃家雖富而位卑，將無外戚專權之危，又帝有弟，可以為兄弟之援，遂以帝正位元良，領雍州刺史，鎮長安。（《前秦書》卷8《穆宗紀》）
隨后光宗由于已經立了李貴妃之子為太子，如果繼續保留馮氏的皇后位置，就不太合適了，于是將馮氏貶為了貴妃。
光宗在繼承人選擇的問題上，體現了其對外戚勢力的限制，而這一原則不僅僅體現在此處。回查《前秦書?后妃類》，不難發現光宗時期后妃的父叔兄弟，很少有做到較高官職的，這一點在馮貴妃的父親馮樸身上體現尤為明顯：
貴妃父樸，寬仁而好施，待公若私，勤篤不渝，官至司農。后戶部尚書闕，人以樸與郜示之言于光宗，光宗曰：“若用妃父，人以我私親也。”遂用郜示之。樸常與人言曰：“人以外戚進，獨我以外戚滯，慮千載之后，美名勝戶部矣。”（《前秦書》卷51中《后妃類中》）
總而言之，光宗在安排他的后宮組成時，既注重充分拉攏門閥與軍閥，為中興和鞏固統治提供幫助；又注重限制外戚勢力的發展，避免后族做大，體現了光宗作為一位集權君主的權力制衡思維與政治智慧。
四、結語
綜合上述，在東秦百年之間，后宮作為高層政治的重要部分，其組成與變化，尤其是在高帝、太宗、光宗三朝的組成與變化，反映了東秦朝堂權力對比的變化，同時也對東秦的政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東秦帝國的后宮成員與變動，也是了解分析東秦朝堂政治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值得重點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