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篇幅與格式，在此僅錄“本輯各篇論文作者、題目與發布時間”（事實上這些文章之前都已經發過了，所以也沒必要重發）和最近新寫的《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概述（代序）》。

　　本輯各篇論文作者、題目與發布時間

　　政治斗爭：

　　1.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系》，2022年7月。

　　2.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2022年9月。

　　3.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4.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

　　5.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性別研究：

　　1.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

　　2.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筆者注：以上兩篇文章，恭請參見“簡書”客戶端：作者“一只沈三川”主頁）

　　歷史書寫：

　　1.張仕一：《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

　　2.張仕一：《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2023年7月。

　　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概述（代序）

　　張仕一

　　自2022年7月，至于2023年9月，在這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并取得了一些相應的學術成果。別類而觀之，其發展與成果主要體現在“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三個方面，共包含9篇相關論文。其中，以“政治斗爭”相關成果最多，“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的相關成果則略少之。筆者將在下文中，對這三個方面及其各自的相關成果進行一個簡單的概述，以期能方便讀者了解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的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情況，并將其作為本輯《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的序言。

　　一、“政治斗爭”

　　東秦百年歷史，風云變幻，政治上的斗爭此起彼伏，極大地影響著東秦王朝的歷史面貌與歷史進程。同時，受制于古代歷史書寫的性質，與其他方面的記載相比，東秦史料中有關政治斗爭的記載蔚然大觀。因此，在過去的一年之中，有關東秦時期“政治斗爭”的研究最為多見。

　　其中，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系》一文，主要從東秦時期——尤其是高帝、太宗和光宗時期的后宮人員情況入手，對東秦朝堂的權力斗爭進行了分析。[張仕一：《從東秦后宮看其朝堂政治關系》，2022年7月。]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一文，則以《前秦書·軍兵志》為核心，首先分析了《前秦書·軍兵志》的文本書寫邏輯，隨后結合相關史料，對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過程進行了探討，指出“東秦軍閥問題經歷了‘萌芽’、‘初步形成’、‘最終形成’三個階段，分別在‘高帝、太宗時期’（開陽、昌武年間）、‘孝宗、恭宗時期’（延昌、登豐年間）、‘光宗初期’（宏長年間）”。[張仕一：《“滿目亂臣，遍地賊子”：東秦軍閥問題的形成、發展及其影響——以〈前秦書?軍兵志〉為中心（上）》，2022年9月。]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一文，則以任成為研究著眼點，抓住任成作為秦魏之間“中間人士”的特殊身份，對任成在梁末秦初政治格局中采取的行為與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分析。[張仕一：《秦魏之間：任成與梁末秦初政治格局》，2023年1月。]

　　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則對東秦光宗與穆宗兩位君主統治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政策進行了分析與對比，指出：“面對日益強大的門閥勢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時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圖抑制門閥勢力的發展。但這對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結果不甚相同：光宗通過以‘佞幸’掌控中書通事舍人和尚書檢校郎這兩個‘機要’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緩和，最終對門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從總體上看，光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較為成功的結果；穆宗通過以‘寒門’掌控尚書臺令和中書臺令這兩個‘臺相’之職，對門閥勢力進行抑制，手段相對激進，最終導致門閥勢力與寒門人士之間的政治斗爭，門閥勢力擊敗了寒門人士，門閥勢力非但沒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機會逐漸坐大，因此，從總體上看，穆宗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敗的結果。”[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則以秦穆宗時期的虞晃案為研究對象，對虞晃案爆發的背景、爭論的本末和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佞幸與寒門》與《論“虞晃案”》二文在論述歷史問題的同時，也對相關歷史人物進行了評價。在《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一文末尾的“余論”中，作者對秦穆宗的統治進行了評價，作者認為，“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試圖抑制門閥而加強皇權，奈何“歷史的進程往往并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意志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終不得不隨著朱詹、楊運的下臺而付諸東流了”，于是，“東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強勁的脈搏”便與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損了。[張仕一：《佞幸與寒門：東秦光宗與穆宗時期對門閥勢力的抑制——兼談穆宗與東秦王朝》，2023年8月。]在《論“虞晃案”——兼談朱詹》一文末尾的“余論”中，作者則對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個回顧，并在最后指出他以為，朱詹那句“欲展鯤鵬，而長天為燕雀所據，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覺得以自己的能力難以與這些‘燕雀’爭奪‘長天’，而是在他看來：‘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個鯤鵬，又于天下何加焉？’”[張仕一：《論“虞晃案”——兼談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別研究”

　　史學界的“性別研究”作為當下史學界的一個相對較新穎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各個方向學者的高度關注，在中國學術界，婦女/性別史可謂“顯學”。[李志生：《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為何略顯沉寂？》，《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年第3期。]東秦史與《前秦書》學者也不例外地對東秦相關的性別史研究給予了相當程度上的關注，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東秦史與《前秦書》的“性別研究”相關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與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一文，主要通過對《前秦書》的《后妃類》與《列女類》兩篇文獻的分析與考察，對相關人物進行了分類，從而對《前秦書》作者楊聆的婦女觀進行了論述、總結與評價，指出“總得來說，楊聆在其所處的時代能夠初步的形成婦女觀，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觀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則抓住梁氏之死這一事件，對其原因、經過和影響進行了細致的探討，指出“這一看似是‘私門內事’的事件，卻不可避免的摻雜進了政治因素，若無光宗在其中的推動，梁氏或許不會走到如此慘烈的結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歷史書寫”

　　歷史學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張“史學即史料學”，這是其諸多史學貢獻與見解之中“影響最大并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獨樹一幟的”。[蔣大椿：《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析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頁。]盡管這一觀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積極作用與相當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對于歷史學研究而言，對史料的研究和處理是至為關鍵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書寫而后留下來的，其中存在著諸多的加工環節，這將極大地影響著后人對相關歷史的認識與研究。因此，對現存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前秦書》與其他東秦史相關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張仕一的《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與張仕一的《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一文。

　　其中，張仕一的《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主要以對《前秦書·王平傳》相關記載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相關記載的對比為中心，從史料取舍角度，探討了楊聆在歷史書寫中體現出的“反神怪思想”，認為從總體上看，“楊聆對歷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著“反神怪”的原則，體現了楊聆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張仕一：《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張仕一的《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一文，則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中有關光宗、晉王、宋王等東秦中興君臣的記載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比其差別，指出：“在《前秦書》的編纂過程中，楊聆對《東都世言》中有關中興君臣的一些記載，進行了有意的刪棄。通過對原始史料的這些有意識的取舍，楊聆在《前秦書》中將光宗、晉王、宋王等中興君臣之間的矛盾與不和盡量進行了掩蓋，從而盡力塑造出了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楊聆的這些努力，一方面，應當是希望通過塑造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從而塑造出光宗、晉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應當也是希望通過歷史書寫，促使其所在時代（西秦）的臣僚能夠忠君事上、和諧相處。”[張仕一：《制造和睦：從史料取舍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系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對象》，2023年7月。]

　　結語：回顧與展望

　　綜上可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在“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三個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賀的成果。但是，必須承認，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的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如對政治事件與政治斗爭的探討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爭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與矛盾根源；對性別史的研究缺乏對個體生命史的關注；對歷史書寫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時，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除“政治斗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總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學界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期待相關人士能夠再接再厲，推動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