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俞紓冉的婚姻生活在一次短暫但快樂的旅行中正式開啟了。起初她并沒覺得婚姻生活與先前的同居生活有何不同之處，直到“懷孕”被提上他們的生活議程以后，一切都悄然改變了。
備孕這件事，是在他們婚后兩個月的時候，被陳彥主動提出的。當時，他們剛從陳彥老家過完農歷春節返回BJ，準備開始新一年的生活篇章。幾乎每一年過完春節回到BJ，他們都會滿懷希望地制定新一年的工作及生活計劃。這個習慣起初是陳彥提出的，后來俞紓冉也在他的感染下認為這是新年伊始他們理所當然需要商討的事情。
在陳彥的生活理念里，無論是他還是她，都應該為他們的小家庭在不同階段制定的不同生活目標而奮斗——前些年他們最大的生活目標是掙錢、攢錢為買房子做準備，眼下他們的目標是在兼顧前者的同時，將備孕當作頭等大事。他在這個生活框架下規規矩矩、亦步亦趨，仿佛人生全部的激情就在于在合適的時間做“對的事”。對此，俞紓冉時常不屑一顧，但她不得不心懷絕望地意識到陳彥的一生都將會不遺余力地致力于這種生活理念。她既不欣賞他，也不贊同他，可她鬼使神差地始終順從他——有時充滿疑惑，有時無可奈何。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這兩個人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理念下求同存異的呢？是愛情嗎？不是！因為他們相識的時候，俞紓冉對愛情一無所知，而陳彥對愛情的態度也僅僅是合適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她覺得能夠讓他們最終走到一起的恰恰是生活本身。當初，陳彥不正是因為她忘拿鑰匙而走進她的世界的嗎！這不正是證明了這一點嗎！他是生活送給她的一把鑰匙，開啟的正是世俗生活之門。
那么對于陳彥而言呢？他所追尋的僅僅是一幅世俗而和諧的生活畫卷，這幅畫卷里一定會有一個女人與他組成一個家庭，再生一個孩子，畢竟這些都是世俗生活的必備要素。而她剛好在他考慮進入世俗生活的時候，出現在那個陰暗的樓梯上，于是她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完成世俗生活的一個偶然要素。于是，一切順理成章地發生了。從荷爾蒙驅動下的激情到柴米油鹽的庸常生活，最終升華為人生的既定框架——一個家庭和一個孩子。當然，其他世俗生活里的必備條件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睦的家庭氛圍、偶然刻意制造的溫馨畫面、以及旁人眼中的他們的生活等等。
如果說陳彥是在媚俗地活著，那么俞紓冉就是在怯懦地活著。她厭惡媚俗，卻恐懼生活，最終不得不墜入媚俗之中。她的恐懼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她為何會如此懼怕生活本身？這種內心極度匱乏的安全感是在何時丟失的？還是在她身上這種安全感從來就沒有光顧過她呢？她想到了故鄉、想到了被偶像籠罩著的童年時光、想到了錯把盲目當信念的學生時代、想到了艱澀迷惘的青春歲月、想到了渾渾噩噩的愛情、想到了無數被荒廢的歲月，想到了夢想與奇跡，想到所有逝去的時光和勇氣、信念和力量。是的，如今，她變的搖擺不定、脆弱不堪。她很脆弱，盡管她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她的脆弱，一部分來自內心的猶疑，一部分來自大腦的幻想。可以說不到萬不得已山窮水盡，她是無法面對生活邁出誠實的一步，無法正視自己內心真正的渴望的。盡管如此，令俞紓冉始終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她身體里除了順從媚俗生活的那部分近乎根深蒂固的東西之外，還存在著別的東西。這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的，盡管她始終未曾與它和諧共處，但她依舊無法像光滑的蛇褪掉舊的皮膚一樣，將她身體里這部分在媚俗生活里的不和諧之音徹底根除摒棄。這是她痛苦的源泉，也是她珍視的人生意義。沒有什么比找到最真實的自我更重要的事情了。遺憾的是，在她的人生中，可以說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在盲目追尋、試錯中耗盡的。也許，每個人的生命里都會經歷這樣漫無目的時光，但每個人都會迎來覺醒的那一刻——或早或晚，終會經歷。只不過俞紓冉意識到真我的那一刻，已經對自身缺乏信心或者說已經帶著某種惰性生活了太久。當她意識到另一部分的自己時，她能夠做得也僅僅是帶著身體里那部分不和諧之音與媚俗生活和平共處。可以說俞紓冉的大腦以及身體的大部分機能與她的內心世界分化成截然不同的兩部分，而當陳彥的生活框架與她的生活框架通過婚姻得以重疊的時候，她內心深處的那部分還是會偶爾不守規矩地游走在媚俗的生活之外。可她追尋的那部分究竟是什么呢？她自己似乎也無法闡釋清楚，所以當她與陳彥的生活理念互相對峙時，輸的總是她。
現在，俞紓冉終于明白：她內心深處所追尋的虛無縹緲之物應該叫“形而上的夢境”。這個夢境與現實生活常常是相悖的，與她的婚姻生活也是相悖的。但恰恰是這個夢境才是她精神世界里最大的慰藉，才使她在庸常的生活里不至于完全跌入麻木僵硬的框架之下。在這個夢境里，她因背離常規而痛苦，也因背離常規而幸福。這片夢境是她靈魂的自留地，陳彥無法闖入，也無心闖入，因為他們本就是兩種人。如果把他們的生活三等分的話，那么在俞紓冉的生活里有三分之二用來媚俗、有三分之一用來對抗媚俗。所以，她注定會追隨著陳彥的腳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為陳彥的耳濡目染而變得市儈功利、計較得失。可她還是在無數個夜晚，百轉千回地思考和探尋這靈魂深處的那一片夢境。
當陳彥提出要孩子的時候，俞紓冉非常意外，因為她清楚記得陳彥當年催促她墮胎時所作的“關于房子與孩子”的論斷。“他當時可是信誓旦旦地說‘買了房子才能要孩子’，現在他怎么又改變觀點了呢。”她心想。于是，她沒好氣地看著他說：“五年前，我懷孕的時候，你說我們的孩子不能出生在出租屋里。現在，我們仍然一無所有，買房的錢也沒攢夠，你怎么改變注意了呢？”
“不能再等了，你都三十一了，再等你就成高齡產婦了。”陳彥說。
“高齡產婦？”俞紓冉說。
“我媽說高齡產婦對大人和小孩都不好。”陳彥說。
“又是你媽說。陳彥，在你心里我人生的后半段，就是應該由你和你媽來決定的是嗎？”俞紓冉氣惱地說，她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們訂婚時的情景和婚后在婆家過的第一個春節的情景。
俞紓冉先前所暢想的完全囿于二人世界的婚姻生活，在農歷春節到來的時候就被現實擊得粉碎。很快她就明白了，婚姻并非兩個人的事——一個女人嫁給一個男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融入——融入到她完全陌生的人際關系、家庭氛圍和風土人情中去。很快，她也明白了她無法做到對某些世俗觀念和規矩表現的云淡風輕。她意識到婚姻對于愛情本身毫無益處，倒是對個人成長大有裨益。
婚姻是一所社會學校，里面裝滿了蕓蕓眾生的浮世繪。俞紓冉天生不是一個合群的人，她跟不太熟絡的人在一起時，總會覺得別扭不自在。這也是她朋友寥寥，平日里更愿意離群索居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因為她打心眼兒里排斥那些浮夸無聊的社交生活，認為那對自身而言是極大的消耗和浪費。她認為與其在人群中承受某種社交氛圍帶來的約束感，倒不如自己獨處來的清凈自在。幾年的北漂生活里，雖然她承受著一定程度上的物質匱乏和條件限制，但在精神上她是富有、滿足而自由。她在家獨處時自由散漫，可以睡覺睡到自然醒、躺在床上看電視、窩在沙發里看書，一整天不吃飯或者從早到晚吃零食，甚至半夜睡不著時還能夠一絲不掛的打開冰箱門，從中拿出一罐冰啤酒一飲而盡。在她的小世界里，什么規矩原則、人之常情統統靠邊兒，她只想讓自己過的舒適自在，盡管很多時候她身不由己。對于俞紓冉一定尺度內的生活方式，陳彥倒也毫無異義，因為他也一樣自由散漫。他們互不干涉，在各自的生活尺度里自成方圓。
然而，俞紓冉這種生活狀態要在春節時完全摒棄，換上另一種姿態、過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里，人們儀表堂堂、彬彬有禮、作息規律、行為舉止毫無破綻，仿佛每個人都是上天的寵兒，被塑造出來就是懷著一份崇高和完美去過生活。有的人在這種生活片段里如魚得水游刃有余，有的人卻只能靠內心的意志力和自律精神，來開啟一場溫良恭儉讓的表演。顯然俞紓冉并非是個好演員，她即使看了《演員的自我修養》恐怕也演不好“回婆家過春節”這一場家庭大戲。這場戲里，她的婆婆才是絕對的導演和主角——從家庭氛圍、家庭事務到家庭成員的日常作息和行為舉止，都需在她的掌控和主導之下，否則將面臨各種冷嘲熱諷、含沙射影的指責。對此，俞紓冉心有余悸。她從未打心眼里敬畏她，但她還是會盡量順從她，以免讓她影響心情或者他們的夫妻關系。
春節臨行前，俞紓冉早早地做了心理建設：不管發生什么事我都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不變應萬變，難得糊涂。但很快她就發現這種自我心理暗示完全是多此一舉。因為她自身的心靈不但脆弱而且執拗，她將快樂和寬慰完全指望在自省自律、以及她那個唯母親馬首是瞻的丈夫身上是極大的錯誤。她終究是一朵帶刺的玫瑰，無法全然地放下自我，去過那種圓滑世故的家庭生活。
相較于俞紓冉過分強調心靈需求，陳彥則截然不同。因為，在他的生活理念里，他對于情感關照的需求并不多。他崇尚實實在在的事物，認為一切無法用物質衡量的東西都沒必要費心勞神去思索，更沒必要斤斤計較。比如情感世界里，他覺得一次酣暢淋漓的性愛體驗比精神和諧更加重要；婚姻生活里，柴米油鹽比精神追求更加重要。他所信仰的只是生活本身，而非隱藏于精神層面的快慰和共鳴。他從來都不需要這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來支撐自己，自然對俞紓冉的這種追求要么無法感知，要么不屑一顧。但他最大的優勢恰恰在于自身這種務實的人生態度，因為只要俞紓冉滿足了他的生活準則，那么他便對她別無所求，而她恰恰如他所愿踐行著他的生活理想（她的精神追求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陳彥是一個只活在“具體生活”中的人，而且他很幸福。就像叔本華所講的那樣：人們想要的事物與實際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比例就是幸福的基礎。這兩者的絕對大小對于幸福來說并沒有什么區別，或者使前者縮小、或者使后者擴大，都可以構成幸福。而陳彥正是巧妙地在自我的追求與愿望的實現之間達成了某種邏輯上和行為上的統一和諧。陳彥好像生來手里拿著一把尺子，在他投入具體生活之前，就已經設定好了目標、丈量好了從一無所有到實現小目標，再到實現大目標之間的所有距離和尺寸。可以說他在生活中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洽，很少陷入痛苦之中。那時，俞紓冉羨慕他可以心無旁騖、斗志昂揚地擁抱生活，也羨慕他手中握著的那把冷冰冰、亮閃閃的用以丈量未來的尺子。而她注定此生無法握住那把尺子，即使握在手里，她能感受到的依然是痛苦。
后來，俞紓冉終于明白了奔赴在奮斗之路上的陳彥之所以幸福僅僅是因為奔赴本身。只要他的愿望一旦達成，他也會變得空虛寂寥，不知所措。當然，像他這樣的一直受物欲驅使的人，是無法就此沉溺滿足于任何一種物質生活的。他唯一的幸運之處，就在于不懈的物質追求。在他的世界里物欲游戲可以接連不斷地延續下去，至死方休。所以他的生命里并未出現過這樣的時刻，即滿足愿望到產生新愿望這一過程進行的比較緩慢而滋生痛苦，更不會有因為欲望停滯而帶來的空虛無聊和絕望苦悶。陳彥的物欲是這樣的邏輯：首先是買一個房子、然后是房子用什么材料裝修、再是買什么家用電器和家居用品。當這些都滿足以后，緊接著他會考慮房子是否要重新裝修、家具家電是否需要更新換代、最后他甚至覺得整個房子都應該重新換掉（換個地段好的、配套好的、戶型好的、面積大的等等）。再或者，他甚至會想過另一種人生，比如創業、比如移民、比如過一種全然存在于他內心的理想化的富足奢靡的生活。這一套完整的物欲達成的夢幻軌跡，都是夫婦兩在茶余飯后的閑聊中丈夫向妻子吐露的心聲。當然，它從未成為現實，而且后來的一場猝不及防的災難將他們的生活擊的粉碎、一敗涂地。
而俞紓冉呢？她曾經甚至為自己性格中某種無法剝離的東西感到痛苦和困惑，她深知自己注定無法握住陳彥手中那把尺子，也無法成為他那樣的人。那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直到現在她才對自己一知半解。而且這種了解是從她與陳彥的對比中得出的。打個比方，如果說陳彥是生活中的務實派，那么俞紓冉則是生活中的體驗派。陳彥就是那種“很早就洞察人事、諳于世故，很快就懂得如何與人交接、周旋，胸有成竹地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而俞紓冉則恰恰相反，她骨子里帶著一種笨拙、乖僻、孤獨的內在本性。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她的這份內在獨特性是她在暗流洶涌的生活中，不斷掙脫、探索和自省中辨識清楚的。
這一切發生在離婚后的某一天，那天她正坐在魯迅公園的某一塊礁石上凝視著波濤洶涌的大海。當然，如果你覺得她是在面朝大海的一瞬間幡然醒悟的就大錯特錯了。如果生活永遠風平浪靜，誰都無法真正在生活中看清自己，找到自己。人只有在大浪淘沙般的痛苦洗禮中，才能對真正的自己投下驚鴻一瞥。在俞紓冉發現生命的秘密之前，生活已經舉著一桿锃亮的獵槍對準了她。終于在她婚后第三年的某一天，這桿獵槍上了千發子彈朝她脆弱的心臟瘋狂而惡毒地肆意掃射。她的心被打成了篩子眼兒，那些裹挾在她生命中的雜質——原生家庭的認知灌輸、媚俗生活的物質綁架、自身內部蠢蠢欲動的理性束縛統統被過濾進她個體生命的長河中，留下來的只有熠熠閃光的她自身內在的本性。這時，她才足夠清醒、足夠勇敢，去擁抱真正的自己。從此以后，她再也無心去取悅世俗生活中的那些卑劣、庸俗的物欲，她只為真正的自己而活著。離婚后的每一天，她都秉持著這種理念去生活。工作、旅行、戀愛，每一件事都是隨心而為。當然，她的痛苦是難免的。因為這個世上充斥著爾虞我詐、虛偽狡猾，因為有太多像陳彥一樣的人與她呼吸著同一片空氣、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與過往不同的是，她再也不會牽強附會、委曲求全。她在人生的悲喜中，有滋有味地活出了自己，即使前半生已然悲劇，也不愿放棄后半生做夢的情致與樂趣。她終于明白了“真理就像生長在巖縫中的植物，雖然蒼白、扭曲、佝僂，但仍然在迂回地、頑固地向著陽光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