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頭青灰色毛驢，正臥在江南雨季的草棚里嚼著干草。棚頂漏下的雨珠在鼻尖碎成八瓣，混著干草的霉味鉆進肺葉——這味道像極了村口老祠堂的香灰，陳舊得令人安心。收音機被主人遺忘在木架上，女播音員字正腔圓的聲音穿透雨幕：“19歲務工少年因出租車司機拒還多付的910元車費，于蘇州穹窿山飲藥身亡。”

　　同槽的老騾打了個響鼻：“人類總說驢蠢，可咱們拉磨時多走半圈都要挨鞭子，哪敢昧下九斤豆子？”它的聲音沙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我卻聽懂了那層沒說出口的話。去年麥收時節，鄰村的黑驢偷吃了半捆燕麥，次日天不亮就主動套上犁耙，替病弱的老馬耕完了二畝薄田。驢的世界里從沒有“意外之財”，多吃的草料要用工夫抵，多走的路要拿汗水還，就像日升月落般天經地義。

　　我甩甩尾巴驅趕蚊蚋，忽然看見草棚縫隙里嵌著半片舊報紙。風吹過的時候，“穹窿山”三個字在泥濘中若隱若現，讓我想起三年前馱主人去燒香的情景。那座山的石階上總是濕漉漉的，像永遠擰不干的抹布，路邊賣香燭的老婆婆說，山里的霧氣會吃人——現在想來，吃人的哪里是霧氣？分明是那些藏在人類眼睛里的、比山霧更冷的東西。

　　我低下頭嚼著帶露水的苜蓿，草葉的清甜里藏著一絲苦澀。驢欄里的規矩簡單得像算術題：多吃的要還，多拿的要賠。去年黑驢多吞了半把麩皮，主人還沒開口，它就主動在磨盤旁多轉了五十圈，直到汗水浸濕了韁繩。可鐵皮獸里的兩足獸，竟能在收到少年27條退款請求后沉默如石。我仿佛看見少年站在虹橋機場的雨里，手機屏幕的光映著他蒼白的臉，每一條未讀消息都像一記耳光，抽在他剛走出校門的自尊上。四十公里的車程，從虹橋到浦東，計價器跳了多少次，少年的絕望就發酵了多少分，最后釀成一瓶敵敵畏，在穹窿山的洞穴里開出毒花。

　　去年春天，鄰村的灰驢偷啃了張大戶半畝麥苗，天還沒亮，張大戶就扛著鋤頭追了三里地，一棒子打斷了灰驢的后腿。主人說這是活該，“沒規矩的畜生就該打。”暴雨瘋狂地敲打草棚頂棚，木片拼接的縫隙里滲進更多雨水，在地上積成小小的水洼。我想起上月在屠宰場見的那頭黃牛，它被麻繩捆在柱子上，眼角掛著渾濁的淚。屠夫磨著刀的時候，它突然開口——是的，牛會說話，只是人類聽不懂。“寧可早入湯鍋，也不愿看人類把靈魂稱斤論兩。”它的聲音像破鑼，每一個字都帶著血沫，“他們把良心按克賣，把尊嚴論斤稱，連眼淚都要算進成本……”話音未落，尖刀就刺進了它的喉嚨。

　　收音機的信號忽強忽弱，我卻聽清了記者的描述：他母親在河南小城的廢品站拆解廢舊電線，戴著露出指頭的線手套，蹲在零下五度的寒風里，剝出十斤銅絲才換得五十元。她的指甲縫里嵌滿了銅銹，怎么洗都洗不掉，鄰居說那是“窮病“的根。而司機一腳油門卷走的910元，是她佝僂脊背上十八天的血汗——每天拆解兩百斤電線，彎腰一千次，才能攢下五十元。這910元在都市霓虹里算什么？不過是半瓶洋酒，一包香煙，或者白領們下午茶的賬單。可對于河南小伙來說，這是他一個半月的伙食費，也是患病父親6盒阿莫西林膠囊、12瓶止咳糖漿和一些止咳藥。

　　我猛地懂了少年為何選擇穹窿山。城市里沒有錢，即使再堅強的漢子也無法生存，因為到處都要付費，深山里至少還有干凈的石頭和不會掃碼的風。他在洞穴里喝下敵敵畏時，眼前閃過的會不會是母親剝銅絲的手？會不會是父親咳在痰盂里的血？他一定覺得，這個連910元都要不回來的世界，比毒藥更苦，比死亡更冷。

　　晨光刺破雨云時，我跪在濕潤的泥地里，用鼻尖輕觸草葉上的露珠。透明的水珠里映著我的影子，青灰色的毛，耷拉的耳朵，還有一雙不會算計的眼睛——真好，驢的眼睛只會看見青草和露水，不會看見二維碼里的陷阱，不會看見銀行卡上的數字，更不會看見人類用金錢衡量生命的丑陋。

　　主人說我蠢，不會像城里的寵物狗那樣討巧，也不會像馬戲團的猴子那樣算算術。可我寧愿蠢一點，寧愿在草棚里嚼干草，也不愿學人類把靈魂稱斤論兩。晨霧漸散，草葉上的露珠滾落泥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像少年的死，或許很快會被新的新聞覆蓋，被遺忘在互聯網的角落。我低下頭繼續啃草，露珠在舌尖化開，甜得讓人心疼。原來最干凈的，從來不是人類追求的金錢，而是草葉上的露珠，和一顆沒被污染的、驢的心。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切勿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