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門內，迎面是一扇寫生蛺蝶圖的四扇屏風，彩蝶翔舞于野花之上，螞蚱跳躍于草葉之下，給人以春光明媚的愉悅和輕柔的美感，形象準確自然，風格清秀，設色淡雅，線條有輕重頓挫變化，具有濃烈的田園野趣意境。

　　繞過屏風，進入寬敞的包廂內落座，知客奉上菜單，張都教頭以目示意李忠等人，諸人皆擺手，張都教頭便不客氣，直接報了八個菜名：夾面子茸割肉、虛汁垂絲羊頭、肉醋托胎襯腸沙魚、炊羊肫、假野狐、洗手蟹、蓮花鴨、群仙羹，另叫外來托賣海鮮時果和旋切萵苣生菜，酒水則只點了店內招牌酒。

　　“可要幫閑？”知客道。

　　張都教頭：“需要斟酒。”

　　待知客躬身退去，張都教頭推開窗，指著不遠處的正在動工的皇家園林，撫須笑道：“若是在潘樓，此位置便可直視大內，興許就可以看到官家帶著高太尉踢球打彈。”

　　接著張都教頭講起皇城舊事，皇城的前身是唐時節度使治所，既狹且矮，太祖時，曾按洛陽宮殿的模樣，擴建了東北隅。到仁宗時，國家富足，想再擴建，但此時皇城周邊全是旺鋪豪宅，朝廷要拆遷，釘子戶不同意，仁宗無奈，只得放棄。

　　他剛講完，便有堂倌端上注碗、盤盞、果菜碟，擺好酒盞、酒壺、碟、箸，其人來去悄無聲息，擺放輕捷迅速，端的訓練有素。

　　見李倉拿著銀箸琢磨，張都教頭便介紹這碗盞、酒壺均是上好汝瓷，就連宮中用的也不多，價值遠超銀箸。

　　李忠留意到室內點著很好聞的熏香，毫無一般酒樓進門便能嗅到的濃重油煙和酒肉過喉之后的異味，而此包廂窗欞、桌案、梁椽，乃至杯盤碗碟，處處都打著草、蝶的印記，整個包廂裝修和器具渾然一體，顯是專門定做，不由咂舌。

　　等上菜的時間，張都教頭介紹道：“東京習慣，凡店內賣下酒廚子，稱茶飯量酒博士；為酒客換湯斟酒街坊婦人，稱焌糟；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稱閑漢；換湯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稱廝波；還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予小錢物贈之方去，稱禮客，或打酒坐。東京正店、腳店如此處處有之，唯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不放此等人入店，當然似樊樓如此排面，客人不許便不敢來。”

　　說話間，各式菜樣便陸續端上，更有一二十上下腰系青花布手巾，頭綰危髻的秀麗婦人進的廂間，問安后，麻利地換湯斟酒。

　　除了張都教頭，其余幾人畢竟還是未近女色的雛兒，一時皆正襟危坐。

　　桌上菜肴具是色香味俱全，尤以造型精美。

　　好吧，幾人皆是粗人，其實根本就不講究這些，不一會便推杯換盞，氣氛甚是融洽。

　　不過李忠居然和焌糟婦人聊的起勁。

　　只聽婦人言：“奴家夫君是禁軍軍卒，家中雖只有婆婆和小姑，但僅靠夫君七百文錢、二石半糧的月俸卻是不夠過活，去年夫君已得官長許可，自在土市子營生，加上奴家在這酒樓使喚，方可勉強過活。”

　　婦人言畢，見眾人皆不語看向自己，趕緊施禮道歉：“奴家失語，攪擾官人們酒興。”

　　眾人酒足飯飽，張都教頭賞給婦人百文錢，婦人自是千恩萬謝而去。

　　李忠問：“伯父可知，東京似這婦人之夫這般，自謀營生的禁卒有多少？”

　　張都教頭放下酒杯，嘆了口氣，低聲透露了一些隱秘的消息：“全國禁軍號八十萬，東京獨四十萬，然實有數，可能還不到此數的一半，或許更少。元祐七年（宰執呂大防報‘具出天下禁軍、廂軍人數，禁軍五十五萬余人，約支三十余萬緡，廂軍二十余萬人，約支七萬緡’。崇寧六年，樞密院報‘禁軍缺二十四萬，近創廣由勇、崇敏、崇政十萬人，尚缺十四萬’，如今六年過去，恐怕又有不少士卒如這婦人之夫這般自謀營生了。

　　京師禁軍補了缺，缺了補，人數卻越來越少，若說東京浮浪閑漢，其實大部分都是禁軍后代或家人，居東京大不易啊。”

　　張都教頭僅僅是一個低級武官，卻能知道如此多的朝堂機密，固然是他關心政局、愛鉆研時事，但也印證了大宋朝堂上下的保密防范意識淡化得多么可怕。

　　朝廷不重視保密工作，李忠卻不敢大意，雖然桌上都是自己信得過的人，但還是要防隔墻有耳，趕緊換個話題。

　　李忠感嘆道：“小侄原以為自己對經營尚有些淺見，今日來樊樓，本也存了對比之心，現下看確實是淺見，似我這等粗野武夫，若是在京城開店，怕不是要賠得兜襠布都要搭上。”

　　張都教頭哈哈大笑，打趣道：“還是莫要經商了，以賢侄的身手，投軍混個肚飽還是沒問題的。”

　　李忠陪笑，不想接著談從軍的事，再次轉移話題，問：“伯父，似樊樓、潘樓這等奢靡之所，一般消費幾何？”

　　張都教頭略一沉吟，說道：“今日少酒無妓，費應不過二十貫，若呼朋引伴，召妓徹夜暢飲，數百貫也是常事。要說真的奢靡生活，反不在這酒樓，達官顯貴、豪富之家宴會開銷才真是一擲千金，老夫位卑，不曾經歷，不敢妄言。”

　　李忠在后世倒是聽說過蔡京吃包子的故事。

　　說有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做包子？”對曰：“妾包子廚中鏤蔥絲者也。”做包子都有專門的“包子廚”工作組，而且分工到“鏤蔥絲”這么細，其生活奢靡可見一斑。

　　蔡京府上一天的生活開支究竟多少，以徐澤的見識，實在想象不到。但今日這頓，二十貫的概念他還是很清楚的。

　　算成銀子，差不多二十兩，似乎不多，也絕不是小數目，是以前李忠和族弟幾人三個月的伙食。

　　飯畢，張都教頭會帳打包，李忠如今也有千兩身價，但是這會不能搶著買單，因為這樣就在打張都教頭的臉，李忠心想以后有的是機會報答，自不用謙讓。

　　會賬時，果然不足二十貫：共十八貫五百十六錢，實收十八貫五百錢，一貫錢五六斤，出門大額消費當然不可能提一麻袋銅錢——用的是銀子。

　　清以前，不算五代混亂時期燕國用黏土燒制的“山庫錢”，歷朝真正由國家鑄造發行的錢幣基本是銅、鐵兩樣，金、銀只是可用于交換的貴金屬，從未作為官方發行的貨幣大規模流通過。因此，金銀價值難定，實際上是隨市場變化而浮動的。

　　有宋一朝，銀銅兌換比波動很大，此時，一兩銀子可兌銅錢千余文。

　　“貫”本是“十佰”，即十個“一百錢”，不過此時“佰”卻不是真的一百文，在各種場所標準不一，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