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223年），劉備臨終之際，遺命尚書令李嚴與丞相諸葛亮共同輔佐少主劉禪，其中以李嚴為中都護，令其統管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很多人對于劉備臨終之前的遺命比較疑惑，為何劉備不給予諸葛亮充分的信任，反而讓歷經兩次跳槽的李嚴統管軍事。

　　李嚴乃漢末南陽人，年少時便以才干出名，曾在荊州劉表手下任職，一直做到了秭歸縣令。曹操南下荊州時，因劉表去世、劉琮投降，由于秭歸本就在荊州、益州交界處，因此不愿投降曹操的李嚴遂西逃益州，投入劉璋麾下。

　　來到益州后，李嚴被任命為成都縣令，雖說仍舊擔任縣令，但因劉璋治所就在成都，因此該職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劉備兵進益州時，李嚴始終沒有撈到上前線的機會，直到建安十八年（213年），由于戰線的全面崩潰，劉璋這才命令李嚴代為護軍，在綿竹一帶抵抗劉備。然而，已經看出劉璋必敗的李嚴，隨即便率領部下轉投了劉備，劉備任命其為裨將軍。

　　次年，劉備平定成都，益州之戰正式結束，李嚴遂被任命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總算是進入到了高級官員行列。

　　由于益州在劉璋治理下法紀松弛，德政不舉，李嚴又奉命與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一起制定《蜀科》，建立蜀漢的律令體系。

　　李嚴轉投劉備后，官職雖然得到提升，但由于跟隨劉備較晚，再加上始終沒有展露才能的機會，因此最初并未被委以重任。

　　直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當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之時，馬秦、高勝等聚眾數萬人于郪縣叛亂，李嚴不等援軍，便率本郡五千人平定叛亂，斬殺馬秦、高勝，不久又擊敗了圍攻新道縣的夷帥高定，這才讓劉備真正認識到了李嚴的才能。

　　因此功，李嚴被升任輔漢將軍，仍兼任犍為太守，后成為漢中王勸進表的11位領銜人物之一。

　　章武元年（221年），在曹丕篡漢稱帝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劉備將要稱帝，但一直自詡為蜀漢忠臣的劉備卻缺乏一個稱帝理由。

　　于是，李嚴瞅準時機，上表稱自己治下的武陽縣出現了黃龍盤旋在赤水之中，停留了九日有余方才離去的祥瑞，而正是憑借著這些祥瑞，劉備才最終稱帝，而李嚴則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劉備的充分信任。

　　劉備稱帝后不久，便毅然決然的發動了伐吳戰爭，結果在“夷陵之戰”中遭遇慘敗。劉備戰敗之后退守永安，不久后尚書令劉巴去世，劉備遂命李嚴接任尚書令一職，李嚴這才算跳出地方官系統，真正進入了決策層。章武三年（223年），劉備病重，李嚴與諸葛亮成為托孤重臣，其中以李嚴為中護軍，統管內外軍事，負責鎮守永安。

　　作為一位統治者，劉備不僅要考慮權力的順利移交，而且還必須確保子孫后代能夠坐穩皇位。而劉備之所以讓諸葛亮、李嚴同為托孤重臣，正是出于這種目的，個人認為劉備之所以如此安排，應該基于以下這兩點考慮。

　　一是平衡朝廷權力架構，防止后世權臣出現。作為一名統治者，在勢力尚未發展起來之前，賦予手下能臣絕對權力并無不妥，但當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且統治趨于穩定之時，便不得不考慮內部權力平衡的問題，因此必須設立一種較為平衡的權力架構，目的便是為了防止權臣的出現。

　　劉備早期勢力較小，手下人才也相對較少，即便官員設置不合理影響也不算太大，但當其占領益州和漢中之后，就不得不考慮權力架構的問題。

　　正因如此，劉備在攻占漢中、自立為漢中王后，便任命法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法正這個尚書令的設立，便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諸葛亮，畢竟當時諸葛亮乃是以軍師將軍官職署左將軍府事，權力太大。

　　法正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去世后，劉備又以劉巴接任尚書令一職，而當劉巴于章武二年（222年）去世后，由于劉備當時忙著打東吳，才導致尚書令一職在短期內空缺，直到“夷陵之戰”后李嚴接任。

　　雖然劉備自奪取荊南四郡后，勢力膨脹速度過于迅速，導致官員設置相對混亂，尚書令一職并不如東漢官制中那么位高權重，再加上諸葛亮在蜀漢政權中的特殊地位，尚書令對其牽制作用有限。

　　不過，即便作用再小，但制度卻必須確立，只有如此才能確保不會出現人死政消、權力失衡的情況出現。

　　事實上也是如此，李嚴雖然是托孤重臣，且劉備賦予了其統管內外軍事的權力，卻將其權力牢牢束縛在了永安一帶。如此一來，既完善了蜀漢的權力架構，但卻不至于讓李嚴干涉軍權過重，畢竟長期駐守永安的他，其所能夠掌握的軍隊只有永安駐軍，卻根本沒有辦法將勢力延伸到成都那邊。

　　而劉禪即位之后，被提拔為益州牧的諸葛亮，立即便成為了益州地區的軍政首腦，其想要動兵只需劉禪點頭即可，李嚴根本無法對其形成有效牽制。

　　因此，劉備以李嚴為顧命大臣，實際上是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李嚴雖然無法對諸葛亮予以有效牽制，但這種軍政分離的制度卻必須提前確立。畢竟，即便諸葛亮忠心耿耿，可誰又能確保諸葛亮去世后，蜀漢不會出現軍政大權一把抓的野心家，架空甚至取代皇帝呢？

　　二是平衡內部政治勢力，確保蜀漢統治穩固。眾所周知，漢末三國時期地方士族豪門影響極大，而劉備畢竟是以外部勢力入主益州，因而從占領益州開始，其內部便始終存在著嚴重的派系矛盾。

　　彼時，劉備麾下的文臣武將，主要分為四個派系：一是以張飛、關羽、趙云、簡雍為主的劉備嫡系；二是以諸葛亮、馬良、馬謖、黃忠、魏延、楊儀、費袆等荊襄人士為主的荊州派；三是以譙周、周舒、杜瓊、張翼、張嶷、馬忠等益州本土士族為主的益州派；四是以法正、李嚴、許靖、黃權、劉巴、孟達、董和、董允等為主的東州派。

　　對于麾下的派系，劉備采取的策略是：重用嫡系和荊州集團，拉攏東州集團，打壓益州本土集團。劉備入主益州后迎娶寡居的吳氏（劉焉兒媳、吳懿之妹），便是出于這種目的。

　　當劉備坐擁荊州、益州之時，憑借著嫡系和荊州集團，劉備足以壓制另外兩大派系，然而當“夷陵之戰”失敗之后，劉備徹底失去荊州，不僅導致荊州集團丟失了根基之地，而且失去了繼續從荊州汲取人才的可能。

　　由于此戰前后劉備關羽、張飛、馬良、糜竺、黃忠等或戰死、或去世，劉備嫡系和荊州集團本就損失極為慘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丟失荊州導致的內部派系平衡也將勢必被打破

　　正因如此，劉備托孤之時，以李嚴為托孤重臣，恐怕也有拉攏東州集團的目的。不過，也正因李嚴并非劉備嫡系，因而在以其為托孤重臣，且賦予一定實權的同時，卻也將其勢力限制在了永安地區，不至于威脅到諸葛亮等嫡系。

　　事實上，內部的派系之爭，一直都是蜀漢的重大隱患，可惜的是始終沒能予以根除。蜀漢后期人才凋敝，甚至包括蜀漢末年的不戰而降，一定程度上皆是受此影響。

　　綜上所述，劉備將軍權交于李嚴，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更多是出于平衡蜀漢權力架構和內部政治勢力的目的。

　　李嚴這位蜀漢軍事統率，由于常駐永安，其實就是一個虛職，他除了可以調動永安附近的兩萬軍隊之外，根本調動不了其他軍隊，而諸葛亮雖無直接領兵職權，但卻可通過劉禪對外用兵。

　　不過，也正是由于李嚴的官職名大于實，導致其對諸葛亮極為不滿，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曾調李嚴率軍鎮守漢中，但李嚴就是推脫不去，卻要求劃分五個郡設立巴州，讓自己擔任巴州刺史，從而做到與諸葛亮勢均力敵，但被諸葛亮所拒，兩人由此不睦。

　　此后，李嚴又因私心而延誤糧草押運，迫使諸葛亮北伐退兵，李嚴因頻繁滋事，最終因罪被廢為平民，遷至梓潼，并最終于建興十二年（234年）激憤而死。

　　尤其是諸葛亮先是開府治事，有通過結盟東吳，對李嚴實施了釜底抽薪之后，李嚴已經沒有了翻盤的機會。

　　諸葛亮的手段，不是李嚴所能比的，何況諸葛亮背后還有龐大的荊州派，諸葛亮又把外戚拉到了自己的陣容里，這蜀漢的天，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