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詩、撫琴、弄茶的風雅意趣，潘必正明知對方身份卻猶敢出言挑逗，陳妙常不拘身份暗寫情詩時的真性情，高濂的《玉簪記》在用最唯美的純愛故事，在詩情畫意中諷刺“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禮教。可這其中并沒有貶低“神性”，并沒有塑造“虛偽的僧道形象”，而只是用兩個年輕人最質樸的“真性情”，贊揚了屬于“人性”的美好與高貴。

　　一開始沒有登科的潘必正獲得了陳妙常的芳心，并不是因為世俗概念中“狀元郎”所代表的“功成名就”，而是二人最簡單質樸的靈魂契合。因而妙常的思凡，思的并不是世俗，而是兩心相依的風雅，是內心不為物欲橫流的功名利祿迷眼的最真切的悸動。同樣的，姑娘（姑母）在問詢潘必正時，雖然身為出家人，可以為潘必正害病的緣由，句句皆像是以世俗的化身，來質問潘必正的內心——是“真性情”還是“世俗累”？

　　姑娘（姑母）身為出家人，卻沒有脫離世俗對于“人”、對于不同身份的“定義”。在舞臺上，更像是一個“禮教”與“清規”的化身，雖有對侄子關心的“人情”，卻也在“存天理，滅人欲”的世俗標準中隨波逐流，終于被規訓成了維護其存在的“無情人”。如果沒有這份規訓，愛護侄子和徒兒的她會關心二人情緒與健康，為了不讓女貞觀的名聲為陳、潘二人的情誼所累，催潘必正應試，未必不會有一份“真性情”是希望陳、潘二人終成眷屬的。反倒是兩個年輕人，用自己的懵懂和勇氣，一再的沖破“定義”，通過舞臺上略帶詼諧的表現形式，故事里稍顯傻氣的行為動作，盡展自身的“真性情”。

　　北方昆曲劇院的演繹是同樣的真性情。習慣性的使用京白代替蘇白，讓《玉簪記》里進安角色的逗趣話語更易為觀者所接受，也方便演員表演，適應了北方、BJ的本土特色，并沒有拘泥于形式的限制。而戲曲舞臺里不忌諱對于“舞臺”的表述，從進安的口中以京白的逗趣形式，將劇中渴望見到陳妙常的男主潘必正引下臺，同樣與《玉簪記》中對于真性情的追求不謀而合。

　　受到各種限制而只演到《催試秋江》一折的《玉簪記》確有遺憾。無限遐想的空間，卻讓觀眾沒有機會看到戲劇家高濂最終為他們安排下：姑娘（姑母）最終在陳妙常被算計嫁與王公子未果等一系列命運弄人之后，終于感動于陳、潘二人的真性情，以“出家人原來如此。罷罷。今日之事。也是五百年前宿緣。天涯相會。”成全二人，讓真性情戰勝了一切的世俗的結局，甚為遺憾。

　　是天注定，也是人性情。可沒有兩個真性情的人兒的勇氣與堅守，也就不會有天注定的大登科連小登科。《玉簪記》里的文人風雅與對世俗觀念的討論，展現了文藝作品的風骨和社會價值，陳、潘二人的形象，也是戲曲才子佳人故事里直面世俗的一份“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