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的嚴重后果：

　　開國時的勛貴子弟和永樂靖難時的勛貴子弟在那時候在朝堂都有話語權，那時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獨大，武將一樣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

　　而且這些開國勛貴和靖難時的勛貴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將集團，但是土木堡之變把那些勛貴子弟都葬送了，特別是那些在朝堂有話語權的勛貴子弟，關鍵是這一死就給蒙古人一窩端了，剩下的傳人要不是那些年齡還小的就是一些沒權力沒才識的。

　　才造成朝堂上逐漸給文官打壓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勛貴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時的有軍事常識和有才華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說話也硬氣

　　成國公朱能是“靖難”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時，與張玉共為王府指揮使，自東昌之役中張玉陣亡以來，朱能一直是朱棣的頭號股肱之臣。朱勇為朱能子。

　　張玉死于靖難中，朱棣即位后稱其為靖難第一功臣。長子張輔冊封為英國公，世襲罔替。曾率數萬軍隊平定安南叛亂，功勛彪炳。土木堡事變中死于亂軍。

　　張、朱兩門，自永樂以來，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難功臣子弟，互相聯姻，盡掌都督府，而此時“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兵部掌兵政，而軍旅征伐則歸五軍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軍事，正統（明英宗年號）后，勛貴散盡，則兵權歸于兵部文官之手（類似現代國防部，兵部堂官均為文職），五軍都督府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他們那些勛貴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實的人，子孫都是要讀書的。他們一死武將集團就跨了，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獨大的一個重大原因。

　　當然文官獨大也有明朝的政策問題，但不可否認，勛貴子弟的集體死亡給文官做大留了個大空子，造成朝堂沒有有地位和才學的武將領導武將集團抗衡文官，有才識的沒地位，有地位的沒才識，而且文官也不是什么武將都可以抗衡的，那些開國和靖難時的勛貴地位夠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別的武將就算有才學也輪不到他說話，因為他們沒這身份。

　　就是因為土木堡，明軍的軍事人才幾乎徹底覆滅。

　　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神機營、三千營、五千營被殲。從軍力分析的角度講，明三大營算當時全世界最精銳的軍隊，擁有大規模的火器，最優秀的冷熱配合，還有最精銳的蒙古雇用騎兵）成了豬圈里的豬，九邊地方戍守軍隊實力上升，武舉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

　　一旦，武舉興盛武將集團必將人才輩出。能學習軍事知識，練習戰場技術的，訓練軍隊的人才，一般都是軍事世家子弟。這是因為這個軍事學習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擔的起的。

　　書香門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風以及傳承，絕不會放棄自己長項去和軍事世家子弟去競爭。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軍場同臺競技，那就在制度上讓你沒前途，讓你投入和收獲成反比。最終，文官集團通過在制度上做手腳徹底戰勝了武將集團。

　　所以土木堡之變勛貴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沒人可以代表武將集團在朝堂說話，造成明中后期武將地位低下和給文官壓著欺負的重要轉折點

　　1。明朝永樂時期，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

　　而且從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個大型糧倉，分別是，新開口堡倉、張家口堡倉、西陽河堡倉、萬全右衛倉、萬全左衛倉、渡口堡倉、李信屯堡倉，儲備著明朝的“作戰軍糧”，這七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調度。

　　但是在北伐期間，七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土木堡慘案后，代理兵部尚書于謙僅用六天時間，便將七個糧倉里所有糧食盡數運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尋味

　　2。明軍六師從大同往懷來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隨追擊，為什么這一路駐扎的明軍，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楊洪，都沒有出來阻擋，而是眼睜睜看著蒙古軍隊追著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們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楊洪等人事后不但沒事，反而加官進爵了？這是怎么回事？

　　土木堡之變明顯沒那么簡單，因為土木堡的點已經在長城以內很遠了，而且距離軍事重鎮宣府很近，但是明軍既沒有得到瓦剌騎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沒有得到宣府方面的援助，明軍受困土木堡的關鍵時刻，正鎮兵于宣府的總兵楊洪卻下令封城閉門，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殘局。明宣府重兵未損，時間、距離均充裕，為何不出動夾擊瓦剌軍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為各邊之冠，正統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戰馬一萬余匹，火器充裕（神槍479，神銃2161，神槍4223等等），若再編集鎮城附近駐軍和東路潰兵，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槍兵的強大部隊。

　　而楊洪手握重兵，卻眼看敵軍追擊自己的皇帝而不救，這是什么行為？

　　楊洪出兵救駕，成，就是千古功臣，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會感激他，回報豐厚；

　　敗，他也盡了自己的職責，也會成為千古忠臣，朝廷會照顧他的家眷；

　　而他卻選擇不救，楊洪難道不知道不進行救援，得罪的不僅僅是明英宗和王振，還有隨軍出征的武將勛貴和部分高級文官？

　　他們合起來是大明最強大的政治勢力，一旦他們平安逃回京城，追究楊洪的責任，楊洪將死無葬身之地！

　　即使皇帝和文武百官都死了，按理，新皇帝和京城的官員們同樣會追究楊洪的不救之罪，楊洪同樣會身敗名裂！

　　救駕，楊洪無論成敗都會得利巨大，不救駕，無論皇帝是否逃回，他都將身敗名裂，甚至會株連九族，但楊洪卻選擇不救駕，如此違背常理的行為，是為什么？

　　而2-3萬瓦剌軍敢置明宣府精銳重兵于背后不顧，這又是為什么？

　　為什么2-3萬瓦剌軍敢置以敢戰、善戰至大將，聲震南北的楊洪精銳重兵于背后不顧？

　　且包圍皇帝親軍數天后，才發動總攻？

　　個人推測，很顯然，楊洪的宣府軍和也先的瓦剌軍達成了某種默契，所以也先的2-3萬瓦剌軍才敢置明宣府精銳重兵于背后不顧，對明軍先包圍數天，之后才發動總攻（這并非不可能，楊洪和瓦剌首領常有書信往來。

　　《明史》卷一七三《楊****》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后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

　　楊洪不懼怕得罪大明最強大的政治勢力，不進行救援，他倚仗的是什么？

　　有恃才能無恐，楊洪之所以敢不救駕，必有強大的倚仗！

　　最符合邏輯的推測是：楊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文武官員們根本回不了京城！所以楊洪等人才敢于不救駕。而如果新皇帝要追究他的不救之罪，不僅有朝廷重要官員出面保他，而且還會加官進爵。

　　后來果然是這樣，新皇帝想要追究楊洪的不救之罪，果然有朝廷重要官員出面保他，并給楊洪加官進爵。我查到我最不愿意查到的一個人，這個人竟然是：于謙！

　　起初我對二十萬余明軍敗于2-3萬瓦剌軍感到非常奇怪，明朝堪稱精銳的三大營和蒙古雇傭軍戰斗力為什么會那么弱？擋不住幾萬瓦剌軍的進攻？

　　這個問題，其實史料早已給出答案，那就是軍隊長期“缺糧”，試想人長期餓著肚子，明軍不少士兵甚至凍餓而死，史載“僵尸滿路”，這樣的軍隊還怎么打仗？戰斗力銳減是當然的事情，勝負其實早已注定！

　　而明軍為什么會缺糧？前面說過，明朝從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個大型糧倉，儲備著明朝的“作戰軍糧”，這七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調度，但是在北伐期間，七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

　　明英宗和王振難道不知道有這七座糧倉？好，退一步講，即使他們不知道，文武百官總該有人知道吧，為什么沒有一個人提議把糧倉的糧食運給“缺糧”的北征軍？

　　軍隊“缺糧”要吃飯，把身邊的糧食運過來吃，這么簡單的常識居然被皇帝和文武百官集體“忘記”？

　　很顯然，不是皇帝和文武百官集體“忘記”，而是編寫史書的人故意“忘記”，以掩蓋某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明朝大軍出征，不可能不重視糧草，當時可能多次敦促兵部將糧草運來，但兵部卻遲遲沒有動靜，近在咫尺的糧草一粒也沒有運過來。

　　大軍由于糧草不足，戰爭已經無法打下去了，被迫回師，之所以不走紫荊關，而要走居庸關，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那里離糧倉近，出征多日，已經饑腸轆轆的大軍必須盡快解決糧草問題。

　　明軍六師去而復回，戰斗力銳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糧草供給不足。而當時兵部尚書鄺埜隨軍出戰，后方負責后勤的是兵部侍郎：于謙！

　　于謙，又是于謙！這個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名字，再次出現在關鍵的地方。

　　于謙為什么沒有把救命的糧草送到前線大軍？他在干嗎？難道于謙指揮不動手下官員？

　　如果是那樣，這些導致土木堡之變的兵部敗類為什么沒有被后來手握大權的于謙問罪？

　　真相顯然不是這樣，事后兵部沒有一個人因拖延運糧被問罪！而于謙完全可以指揮糧草搬運，在土木堡之變后，于謙僅僅用了六天就把七個糧倉里所有糧食盡數運至京城。

　　于謙可以指揮糧草的搬運，卻沒有把糧草運給前線的大軍，甚至連提議和討論都沒有，于謙到底在干嗎？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非常可怕的推論了，于謙，是于謙故意不把糧草運往皇帝親征大軍，不，光于謙一個人還做不到，于謙顯然得到了留守文官們的支持，否則彈劾的奏章就可以把于謙淹死。

　　留守文官們之所以敢這么做，顯然不怕皇帝回來找他們算賬，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打算讓皇帝回來！

　　現在梳理一下，瓦剌進犯---皇帝親征---后方糧草被人故意節流---明軍缺糧，戰斗力銳減，不得已回師---沒有得到東線失守的消息（瓦剌軍在東線破關的情報在京城的機關里來來回回跑了幾天才發往前線皇帝那里。等皇帝知道東線破關的消息，已經晚了）---明軍歸路被斷，兵困土木堡---楊洪等人擁兵不救---武將集團覆滅、皇帝被俘。

　　整個陰謀已經漸漸浮出水面，瓦剌也先進犯，皇帝、武將集團、王振及其派系的文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糧草，并聯合楊洪等人，楊洪和瓦剌達成某種默契，東線的失守都有可能是故意的（東線的守將不戰而逃，而且正好是楊洪的兒子，事后并沒有被問罪），東線失守的消息被人為拖延數日，致使明軍做出嚴重錯誤的決策，結果兵困土木堡。

　　楊洪等人又和瓦剌達成某種默契，使得瓦剌敢于在置明宣府精銳重兵于背后不顧，圍攻早已餓的喪失了戰斗力的明軍，結果7萬明軍被殺，武將勛貴集團覆滅，皇帝被俘。

　　（皇帝被俘這件事也很奇怪，十幾萬人都從土木堡逃回來了，而皇帝、武將勛貴們竟然無一人逃回！？宋朝時宋太宗親征，幾十萬大軍被遼軍打的大敗，宋太宗一個人騎著馬跑回來了，而明英宗和武將勛貴們卻無一人跑回來，太奇怪了，不排除有內奸指引的可能！）

　　通過土木堡之變，留守文官們一舉做掉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強勢皇帝、強勢太監、武將勛貴集團），迅速搶占了他們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帶。

　　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被文官們“改革”，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對京營編制進行改革，從土木堡逃回來的三大營十幾萬人中選精銳十萬。

　　分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稱十團營。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監軍一人。

　　各營分設都督﹐號頭官﹑都指揮﹑把總﹑領隊﹑營隊等官。京營規制至此一變。

　　從此，皇帝的軍權被剝奪，武將勛貴********，軍權徹底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再也不能直轄軍隊了。

　　十團營首任提督就是兵部尚書于謙兼任（首任監軍是誰我沒有查到，知道的朋友請告訴下）。

　　之后文官集團再在制度上做手腳，創立巡撫領兵制度，巡撫領兵制度從根本上斷絕了武將靠自身軍功發展成起足夠勢力的可能，以堅決防止武將集團東山再起！

　　而巡撫領兵制度就是景泰年間由于謙確立的。

　　明英宗的時代實際上時明代政治結構的一個分水嶺。

　　明代前期，永樂時代，明朝的政治結構是勛貴武將，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權三足鼎立。

　　土木堡之變和文官們創立的巡撫領兵制度則徹底打垮了勛貴武將的勢力，導致明朝文官集團徹底做大，幾乎架空了皇權。

　　文官集團在土木堡之變前就掌握了輿論和行政大權，在土木堡之變后，又掌握了軍事大權，可謂一手握著筆桿子，一手握著槍桿子，皇帝都可以隨便欺負，平民百姓就更別說了，天下還有誰可以與之抗衡？

　　其后文官集團的行為就越來越囂張了，瘋狂搶占國家的資源（明末他們以將1億畝左右的軍屯官田瓜分干凈，直接導致國家無錢發放軍費）；

　　沿海則大肆走私，海外貿易的巨額利潤全部流入他們私人的腰包（文官們主導的海禁使得國家一文錢關稅都沒有收到）；

　　民間（豪強劣紳）偷稅漏稅（必如弘治朝一個縣一年七百文的商稅，發展到崇禎朝江南個位數的茶稅），甚至私錢泛濫都得到他們的縱容，而國家打擊偷稅漏稅、私錢，整頓秩序的行為則遭到了文官集團強力抵制。

　　結果，國家和老百姓越來越窮，朝廷官員和他們幕后的利益集團卻越來越富，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百姓窮，喪失了自救的能力，朝廷窮，喪失了治理國家的能力，這一切的起因，在土木堡之變中，就已經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