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人物。傳說他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也叫庖犧”。

　　蕭啟宏先生的《漢字世界》則介紹說：“羲是人類始祖伏羲的專用名字”。

　　蕭啟宏先生的觀點，其實也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得到了印證。《現代漢語詞典》中關于“羲”字條目的介紹很簡單，僅寥寥兩條，第一條為：“見417頁[伏羲]”；第二條只有一個字：“姓”。

　　而姓，是對一個氏族血脈的標示。代表姓的文字，其所對應的文字本意，是對一個氏族血脈源頭性心理文化的提示，是對一個氏族血脈源頭性人物或事件的提示。

　　比如趙姓，是造父的后人，以他們氏族曾經建立的趙國為姓；錢姓，是顓頊之后裔孫孚的后人，因孫孚在周代錢府為官，后人以其官職為姓。

　　一個家族以一個傳說中的歷史人物為姓，這是以一個家族血脈的真實性，證明這個歷史人物之傳說的可信性。

　　況且，這個歷史人物在我們的漢字中還享有專門的字形字意，來給以專一的命名，可見，這個歷史人物在由漢字所代表的我們漢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伏羲雖然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我們卻不可以將其當作虛無的神話性人物來對待。須知，傳說中有許多神話性的想象，但也有許多來自一個民族孩提時代的真實記憶。

　　然而，這么一個關系到華夏民族起源的歷史性人物，司馬遷的《史記》卻沒有將其收錄在冊。倒是唐朝的司馬貞認為這樣不妥，遂根據能夠搜索到的一些資料，補寫了一篇《三皇本紀》。

　　《三皇本紀》記載的是犧皇伏羲、媧皇女媧、和農皇神農的事跡，其中關于犧皇伏羲的介紹如下：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其后的索隱曰：“按伏羲風姓，出《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即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

　　除了這些簡要的記載之外，《三皇本紀》中提到的《八卦》及其相關的《易經》內容，因為來自于那個時代，也反映著那個時代的人文思想，攜帶著那個時代的相關信息，所以，我們也一并加以關注。

　　結合一些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上的信息，雖然我們仍是不能對這個時代了解更多，但是，對其進行一個概貌性的描繪，倒還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章母曰華胥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

　　這段話告訴我們，庖犧氏是“代燧人氏繼天而王”的，她的母親是華胥。

　　那么，他的母親華胥，又是個什么樣的人呢？這個華胥為什么能夠生育出象庖犧氏這樣“繼天而王”的杰出人才呢？

　　為了全面地了解伏羲，也就是庖犧氏，我們必須首先來了解一下其母親華胥。

　　第一節華胥之謂

　　國學家顧實先生，在《華夏考源》中說：“胥、雅、夏等古字相通，華胥就是華夏”。

　　曹定云在其《華胥氏的歷史傳說與考古文化史實》中認為，華胥氏就是花須氏，亦即花蕊氏，即崇拜花蕊的部落。

　　在黃帝乃至大禹時代之前，除了打仗，部落與部落之間，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更難得有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個人交往。所以，除了部落需要名字之外，部落中的每一個人，一般都不需要名字。即便是部落酋長，也沒有單獨的名字。部落的名字，就是部落酋長的名字。

　　我們讀書的時候可以發現，古代人的壽命往往都特別地長，一個人可以活幾百歲甚至幾千歲。一個宓犧，活了整整一個漁獵時代；一個庖犧，活了整整一個畜牧時代；一個伏羲，活了整整一個原始的農業時代。其實，活幾百歲、幾千歲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部落，甚至是一個氏族。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對于這段話，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呢？這里，我們就要考慮到，這里的鯀和禹，既是兩個人，也是兩個部落。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鯀部落的酋長帶領大家抗洪，采用的是土填的辦法，結果，在抗洪的過程中，部落酋長被雷電擊中而身亡。由于古人不明白雷電傷人的原理，就以為是得罪了天神，遭到了天神的懲罰。而酋長遭到天神的懲罰，說明整個部落都有罪。所以，整個部落就人心惶惶，終致潰散。而剩下的無處可去的人們，就組成了一個新的部落。這個新部落不敢沿用原來老部落的名字，就重新給部落起一個名字，叫禹。或者是后來的人們為了把這個新部落和從前的那個老部落相區別，就給他們重新取個名字叫禹。禹部落吸取從前鯀部落的經驗教訓，改變策略繼續抗洪，終于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家園，成為了一個強盛的部落。

　　從夏禹時代開始，由于華夏社會完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形式，實現了政治上的高度統一，所以，人們的社會交往就越來越頻繁，從頻繁地打仗轉變為頻繁地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這個時候，一個部落可能就有很多人要同時出去，參加不同的社會交往。這時候，專用部落的名稱代表某一個人，就不能滿足社會交流的需要了，所以，就必須讓每一個可能出去參加社會活動的部落成員，都有自己個人的名字。當然，不會出去參加社會活動的部落成員，仍然不需要名字。這也就是直到解放前，還有許多家庭婦女沒有名字的原因。不是因為她們的社會地位低，就不給取名；而是因為她們不參與社會交往，實在是沒有取名的必要。

　　那么，我們由此可以想到，華胥這個名字，到底是一個人的名字呢？還是一個部落的名字呢？是她自己給自己取的名字呢？還是別人給她取的名字呢？是她同時代的人給她取的名字呢？還是后來的人們給她取的名字呢？

　　華胥時代，是在庖犧時代（畜牧時代）之前的一個時代，是在宓犧時代（漁獵時代）之前的一個時代，是個采擷與狩獵的時代，是個隨著季節而遷徙的時代。當時，不僅人類總人口不多，部落的群數也是相應地十分稀少的，社會交往當然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個人取名，在這個時候還沒有社會形態的依托。華胥這個名字，就絕對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名字，而只是一個部落的名字。

　　那么，這個部落名字是他們自己給自己取的呢？還是別的部落給他們取的呢？是他們同時代的部落給他們取的呢？還是后來的部落給他們取的呢？

　　因為當時的總人口不多，部落群數不多，一個部落所占據的地域是十分寬廣的，部落與部落之間的交往也很有限，所以，部落自己取名沒有必要。特別是，這時候的姓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當作名字來使用的。

　　姓是一個宗族的標示。她的作用是區分血緣關系，避免近親通婚，同時也可以起到同姓相遇，就相互幫助、相互謙讓，避免血脈相殘的作用。

　　而由于當時的人類總人口較少，所以，姓不僅可以起到區分血緣關系的作用，在同一地區沒有同姓部落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她也是可以作為這個部落的名字來使用的。就像我們平時以老某某、小某某來稱呼某一個人一樣。

　　這樣，就更加使得部落的專用名字，在當時沒有存在的必要。所以，華胥這個名字，不可能是他們同時代的其他部落或者是他們自己給自己取的，只能是他們后來的子孫們為了記敘自己氏族部落的發展歷史，紀念前輩們的歷史功績而給他們取的。

　　那么，這樣來看，后人給前人取名，最主要的依據是什么呢？

　　當然是要描述他們的文化特征，紀念他們的歷史功績，感懷他們的大恩大德。

　　比如有巢氏的特征與功績就是“筑巢而居”，是發明了筑巢的技術；燧人氏的特征與功績就是“燧木取火”，是發明了人工取火的技術；宓犧氏的特征與功績就是“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是發明了織網捕魚，以提高生產效益、解放勞動時間的技術；庖犧氏的特征與功績就是“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是發明了牲畜養殖，從而能夠選擇漂亮的牲畜來祭祀神靈的技術。那么，華胥氏這個名字，體現的是什么特征與功績呢？他們的后人為什么會給他們取上這樣一個名字呢？

　　華的字形原是表示樹木花果的光華，有光彩、光輝、繁盛之意；而胥是指管理謄寫的小官吏，也有全與齊的意思，聯系起來，華胥就是文化成果小而全，頗有成就，所以值得記載之意。

　　這就是說，華胥氏相對于其他的先輩，沒有值得彪炳青史的大功勞，但是，他們的文化成就還是非常突出的，是值得青史留名的。

　　那么，他們的文化成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華是樹木花果的光華，表明華胥氏的生活與植物的聯系非常緊密，或許他們崇拜樹木的花果，或許他們在嘗試著進行農業生產。第二，胥、雅、夏古字相通，說明華胥氏特別適應于夏天的生活，也就是在水中的生活；這暗示他們已經開始從事漁獵生產，而且，因為從事了漁獵生產，所以他們就由遷徙性的生活改變成了定居性的生活，就有很多空閑的時間來追求美感，從事優雅的、藝術性的工作。

　　因為，魚群在水中是四處游動的，不管在湖里，還是在河里，同一個地方，你今天在這里捕到了魚，明天在這里照樣能夠捕到魚，這樣，一個幾十人的部落，只要擁有一片或者幾片較大的水域，就能夠安下心來，在這些水域的旁邊定居，再也不用費盡辛苦地四處遷徙了。

　　而華胥之名，頗有女性的味道，也有愛美的味道，這也正好和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宓犧氏、庖犧氏等等男性名字相對應，說明華胥氏不是那么陽剛英武，沒有頂天立地的男人氣概，卻也柔美可愛，像一個勤勞的母親一樣，為兒女們后來的生活發展耗盡了膏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節履大人跡

　　“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

　　這句話是《三皇本紀》對于庖犧氏之來歷的說明，也可以說是記載了華胥氏對于華夏歷史的貢獻。

　　那么，這里的“大人”是誰？“雷澤”又在哪里？“成紀”又在何方？“成紀”這個地名又是因何而來的呢？

　　“大人”就是雷神。而雷神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履大人跡于雷澤”的真實含義，就是華胥氏遭遇了洪水，洪水把華胥氏所生活的地方變成了澤國。

　　那么，這個所謂的“雷澤”，實際上的洪水未到之前，華胥氏所生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三皇本紀》中說：“然雷澤，澤名，即舜所漁之地，在濟陰”。

　　“濟陰”在現在的山西省境內。

　　宋代羅泌的《路史》也記載：“太昊伏羲氏華胥，居于華胥之渚，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華胥決履以輇之，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孕十有二歲。生于仇夷，長于紀城。”

　　這里提到的華胥氏“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意思就是說，華胥氏走親訪友，而到叔姬（兄弟姐妹）們所在的汾水流域中的小塊陸地上游玩。

　　而這里華胥氏的叔姬（兄弟姐妹）們所在的汾水流域，也在山西。

　　但是，《路史》注釋卻又說：“華胥之渚，蓋因華胥居之而名，乃閬中渝水地也。”《周地圖》又解釋說：“閬中水為渝水。”

　　渝水是四川的古代水名，而閬中也在現在的四川。

　　這個意思好像是說，華胥氏本來是居住在四川渝水流域的閬中，因為到居住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叔姬（兄弟姐妹）那里去游玩，結果碰到洪水爆發，就撤退到仇夷——甘肅隴南的仇池山，然后，再轉移至紀城——甘肅天水的成紀縣。

　　聯系到華胥氏過的是遷徙性的狩獵與采擷生活，所以，這個說法應該是可信的。

　　只是，華胥氏可能不是到山西去探親訪友，不是去游玩，而是因為季節更替的原因，是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才根據經驗，按部就班地從四川遷徙至山西的。可能在那里，他們還有一些兄弟姐妹的部落，也一起遭遇了洪水。

　　而四川與山西這兩個地域的南北差異，也告訴我們，華胥氏所遭遇的洪水，可能是發生在夏天。

　　因為，季節與地域的關系，決定了游徙部落的遷徙規律，就是春天從南往北走，冬天從北往南走。所以，華胥氏的遷徙生活，應該是冬天在四川，夏天在山西。

　　在四川與山西之間的陜西，有一個華山。華胥之名，與華山之名有沒有聯系呢？華胥氏是否是以華山為中心而隨季節遷徙的一個部落呢？

　　華胥在山西遭遇洪水，他們為什么不向其它的方向逃避洪水，而是逃避到甘肅的隴南與天水地區呢？這是否表明華胥氏的生活區域原本就在這一帶，他們原本就對這一帶的地理狀況非常熟悉呢？

　　天水這個地方為什么名為天水？

　　事實上，天水相對華胥氏所涉及的秦嶺周邊區域，確實是一個最高的區域；天水這里的水，相對于華胥氏所涉及的渭水、漢水、以及嘉陵江水，也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天上之水。

　　有許多學者表示，華山及其周邊地區，確實是我們華夏民族的發源地，那里有很多反映我們華夏民族遠古歷史的痕跡。

　　我們再來看看“成紀”。

　　除了司馬貞的《三皇本紀》，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渭水》也記載：“故瀆東經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

　　那么，這個“成紀”之地名是怎么來的呢？

　　“成紀”二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成了一紀。一紀是十二年。更本義地說，一紀應該是對一個時代結束的總結，它不一定就是一個準確的年數。這就是說，成紀的本義就是經歷一個時代的轉換。而作為一個地名，她的真實意思，就是表示華胥氏在這個地方經歷了一個時代的磨練，從而完成了一個華麗的轉身，變成了庖犧氏。

　　所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生庖犧于成紀”的意思，原意是說，在某一個宏觀性的氣候變化時期，由于地表氣溫的上升，導致空中水汽循環活躍，引發洪水泛濫，從而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困苦和磨難，華胥氏就是在這個長期的困苦和磨難中，從洪水淹沒之地，轉移到成紀地區，慢慢地積累了一些戰天斗地的經驗，增長了一些生產與生活的技能，從而完成一個華麗的轉身，由華胥氏部落變成了庖犧氏部落。

　　其實，這種宏觀性的氣候變化，在地球氣候變化的漫長歷史中，是反復存在的。而人類正是在對這種宏觀性氣候變化的適應過程中，一步步地成長起來，最后從動物界脫穎而出，成為地球世界的主宰的。

　　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在40多億年歷史的長河中，曾經多次顯著地降溫變冷，形成冰期。公認的，有前寒武紀晚期大冰期、石炭紀-二疊紀大冰期和第四紀大冰期。在第四紀更新世內發生的離當今最近的一次冰期，人們就稱之為末次冰期。

　　末次冰期約于11萬年前開始，于前9600-9700年完結。

　　這段期間，曾經出現幾次冰川的前進及消退。而這些冰川的前進或消退，當然是因為，與之對應的氣溫下降或者回升了很多。

　　氣溫的回升，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汽循環活躍，從而引發洪水泛濫。

　　而人類文化的發展，也正好與這些氣溫回升的過程相對應。在最后的兩個氣溫回升過程中，就分別出現了北京山頂洞人（距今3萬年左右）和江西仙人洞人（距今1.4萬年左右），還有湖南道縣玉蟾巖人（距今1.6萬年左右）。北京山頂洞人發展出了漁獵生產和宗教藝術。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巖人則發展出了農業文明。

　　當然，北京山頂洞人和江西仙人洞人、湖南玉蟾巖人可能都與我們的華夏祖先無關。

　　我們的文字記錄表明，我們的華夏祖先是生活在甘肅天水地區的華胥氏和庖犧氏。而在天水秦安的大地灣遺址中，我們也確實是發現了距今3萬年前后和距今1.4萬年前后的人類文化遺存，證明我們華夏民族的歷史傳說，有其考古學上的證據，所言非虛。

　　那么，華胥氏所經歷的洪水之困，是處在地球宏觀性氣候變化歷程中的哪一次氣溫回升過程中呢？

　　從他們“生庖犧”而不是生伏羲這一點來看，他們應該經歷的是三萬年前的洪水之困。

　　因為，庖犧和伏羲雖然同為一個氏族血脈，在宏觀上是可以混同的，但是，名字的不同，還是顯示出他們必定有所區別。庖犧之名，主要體現在“養犧牲以庖廚”，說明他們過的是畜牧生活，并不涉及農業生產；而伏羲之名，其中既包含了農、牧業生產，更展現出了一種為爭奪土地而產生的戰爭狀態。所以，伏羲時代比庖犧時代要晚了很多。也就是說，以1.4萬年前的農業生產發生為分水嶺，庖犧時代是在這之前，伏羲時代是在這之后。

　　而華胥氏“生庖犧于成紀”，他們就不可能經歷發生在庖犧氏之后的農業生產時代，不可能遇到孕育出農業文明的、發生在1.4萬年前的洪水，而必定是經歷了發生在三萬年之前的洪水，說明他們是在三萬年前的洪水中“生庖犧于成紀”的。

　　第三節山頂洞人

　　從“元謀人”到“藍田人”，從“北京人”到“丁村人”，他們的遺傳學特征，組成了一個亞洲地區蒙古人種的發展鏈條，證明我們的華夏先祖是一脈相承，代代相傳，自古就生活在這片太平洋西岸的大地之上。

　　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先祖，只是我們血緣上的先祖，并不是我們文化上的祖先。換句話說，他們還沒有為我們營造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華夏民族，沒有從文化上把我們的這個華夏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區分開來。

　　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里，人們又有了新的發現。經過測定，這次的出土物品，是介于距今2.7萬年至3.4萬年之間的文化遺存。當然，這次發掘的遺址，被命名為“山頂洞”遺址，而實際上，相同的文化遺存并非只有“山頂洞”一個地方，而是散布于附近十幾個地方。

　　在這些發掘中，除了發現與現代人類骨骼沒有區別的當時人類骨骼的化石之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當時許多陸生動物骨骼的化石，以及海蚶、鯇魚等等一些古代魚類骨骼的化石。另外，還發現了有砸痕的礫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和縫紉用的骨針等等。

　　最引人注目的，當然還是“山頂洞人”的葬俗和裝飾品，證明他們已經擁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審美意識。他們將死者埋葬在地下室﹐周身灑上紅色的赤鐵礦粉，以紅色代表血液，希望通過血液的永不退色，來讓死者在另外的一個世界中永遠地活著。他們的裝飾品有穿孔的獸牙﹑海蚶殼﹑小石珠和刻溝的骨管等等。

　　根據這些發現，研究人員說，在距今4.4萬年至2.8萬年間，地球上出現了一個較為溫暖的亞間冰期。而距今3萬年，則是這段亞間冰期的最高溫期。“山頂洞人”就是在這個亞間冰期的最高溫期，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他們的文化年代屬于舊石器晚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他們按母系血統確立親屬關系，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來，每個氏族一般有幾十個人，女性在社會生活中起主導作用。他們以漁獵和采集為生，使用共有的工具來進行共同的勞動，也共同分配食物。

　　人類學家推斷，山頂洞人仍然使用打制石器，但已經掌握了磨光和鉆孔技術，學會了用骨針縫制衣服。他們在鯇魚的眼上骨、和直徑只有3.3毫米的骨針上鉆出細孔﹐表明他們的鉆孔技術已經相當熟練。而且，制造鉆孔工具的技術，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他們還懂得用赤鐵礦粉末染色的方法﹐使裝飾品更加鮮艷美觀。

　　雖然“山頂洞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是無可辯駁的考古事實。但是，這個無可辯駁的考古事實，卻在華夏民族的歷史記載與傳說之中并不存在。這說明，他們不屬于我們華夏民族的文化，他們的生活經歷與我們華夏民族的歷史記憶無關。

　　《三皇本紀》中說，華胥氏是“生庖犧于成紀”。成紀在戰國時便設縣，秦朝統一時屬于隴西郡，縣址大約在今天平涼市靜寧縣西南。漢武帝增置天水郡，成紀從此歸天水（東漢短暫改名漢陽）。北魏時，成紀縣被廢置，但是到北周又被恢復。唐朝時，縣址被遷移到今天天水市秦安縣西北葉堡川，為漢代顯親城故址，并成為秦州（天水郡）的州治。北宋時州治遷到上邽縣（今天水市市區），成紀的縣名隨之移動，但逐漸被秦州和天水之名所掩蓋。

　　宋代羅泌的《路史》也記載，伏羲氏是“生于仇夷，長于紀城”。而“仇夷”就是今天甘肅隴南的仇池山；“紀城”就是當年天水成紀縣的別稱。

　　如今的考古發現也表明，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的大地灣，確實是有一個歷史文化連綿不絕的古代人類遺址——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大地灣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為六層，第一層至第三層，就有帶砸擊技術的石器石片出土，年代為距今6萬-2萬年。

　　這就和北京山頂洞人對上號了。2.7萬年至3.4萬年之間的北京山頂洞人，使用有砸痕的礫石和石片石器；而6萬至兩萬年之間的秦安縣大地灣人，也用砸擊制作的石器。這不就是說，他們是屬于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層次的人類嗎？

　　山頂洞人具有原始的宗教信仰與審美意識。而“華胥”，有人考證為“華夏”，也有人理解為“花須”，總而言之，都是崇拜花果的光華，其中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審美意識。華胥氏后來“生庖犧于成紀”，而“庖犧”的本義，就是在廚房里用上好的牲畜作祭品，來供奉祖先與神靈。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我們的祖先華胥氏，就是和北京山頂洞人處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層次的人類。他們和北京山頂洞人一樣，也是生活在三萬年之前。

　　那么，對照北京山頂洞人的生活狀態，我們就可以猜想到我們的祖先華胥氏的生活狀態，也更能夠理解我們的祖先“華胥”這個名字所包含的意義。

　　北京山頂洞人以漁獵和采集為生，他們所獵取到的魚類，有很多只能在今天的長江流域以南才能夠見到。這說明，當時北京地區的氣候十分溫暖。其實，許多當時植物方面的信息也證明了這一點。

　　而介于一個冰期之間，氣候的溫暖意味著什么呢？它不是意味著水汽充沛，洪水泛濫嗎？

　　華胥氏“履大人跡”，他們的遭遇洪水泛濫的傳說，從北京山頂洞人的生活痕跡中就可以得到印證。

　　那么，在洪水泛濫之中，北京山頂洞人能夠學會漁獵，發展出漁獵生產，我們的祖先華胥氏就不會嗎？肯定也是會的。不然的話，怎么會有后來的宓犧氏“結網罟以教佃漁”呢？

　　只是，華胥氏是初步嘗試和學會了漁獵，所以，他們的漁獵方法可能比較原始和簡單，或許只是徒手在水中摸魚，或許是在淺水區圍堰放水然后抓魚。總之是沒有專業的工具，生產效益不是很高。

　　不過，漁獵的方法與技術其實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了漁獵性生產，就有了定居的生活。這就為后來的畜牧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建立了平臺，打下了基礎。

　　從我們現在了解到的事實來看，牧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是隨著季節而遷徙的。但是，這并不是歷史的真實，這只是牧業生產發展到一個高級狀態的片段印象。而最初的畜牧生產，是必須建立在定居生活的基礎上的。

　　最初的畜牧生產，是由于為數不多的野獸被活捉，正好當時人們的食物又比較充裕，暫時不需要宰殺而產生的。

　　這樣，剛剛捕來的野獸，由于沒有經過馴化，就不可能進行放養，更不可能隨著人們的意愿而四處遷徙，只能是在一個地方暫時地圈養。所以，沒有定居的生活，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暫時圈養。而沒有暫時的圈養，就不可能有畜牧業的發展壯大，那又何來后來的隨著季節而遷徙的專業性的畜牧業生產呢？

　　農業生產也是一樣，植物生長在一個地方，不可能隨著人們的意愿而遷徙。而植物的生長具有季節性，在一個季節中，種下的植物還沒有成熟，并不能急著收獲，人們卻由于一時找不到吃的，不得不急著遷徙到別處。這樣，種下了植物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只有定居，才能使人們產生種植植物的意愿，產生進行農業生產的嘗試。沒有長期定居的生活，人們是沒有意愿進行農業生產的嘗試的。

　　當然，遷徙性的生活并不好受。但凡定居能夠活命，人們是不愿四處遷徙的，這也是原始的、并不會有多大產能的漁獵生產，就能夠促使人們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的原因。

　　考古發現，十二、三歲，是遠古人類的一個生命之坎。一個人只要活過了十三歲，他就往往能夠長壽至五、六十歲。可問題是，大部分小孩，都活不過十三歲。這就導致古人的壽命，平均只有三十多歲。

　　為什么會這樣呢？從疾病方面尋找原因，是徒勞的。因為，遠古人類的自然環境、飲食結構等等因素，比現代人類要好得多，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到什么致病因子，所以很少得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遠古人類大部分都難以活過十二、三歲呢？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長途遷徙的拖累。

　　長途遷徙，風餐露宿、日曬雨淋、忍饑挨餓、甚至還有野獸的侵襲、其他部落的驅趕，等等，這些艱難困苦，不僅僅是考驗一個人的體力，更折磨一個人的心智。所以，一場遷徙過后，最后能夠活下來的，往往就是心智和體力最好的一部分人。老人和小孩，很容易在長途的遷徙中無奈地倒下。

　　這么說，最早發展漁獵生產，從而使后代們過上定居生活，免除長途遷徙之苦的華胥氏，是否是對我們華夏的歷史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呢？

　　可惜的是，他們的漁獵生產還很低級，以至于被后來的宓犧氏進行了革命性的超越——“結網罟以教佃漁”，所以，他們的光芒，就被后人給遮掩了。

　　除了發展漁獵生產，完成了定居生活之外，華胥氏在吃飽喝足之后，會干些什么呢？北京山頂洞人發展了宗教藝術，造出來很精細的工藝制品，難道華胥氏就不會嗎？聽聽華胥氏這個十分女性化的名字，他們也應該是比北京山頂洞人更加心靈手巧、更加能夠發明創造才行啊。

　　當然，大地灣遺址中并沒有發掘出什么能夠和北京山頂洞文化相媲美的東西。

　　然而，這并不能表示華胥氏的文化就不如北京山頂洞人的文化。這只能是說，華胥氏的文化得到了流傳，所以，他們的物質性文化成果就被他們的后人所使用、消磨掉了。而北京山頂洞人在競爭中被淘汰，所以，他們的物質性文化成果就被遺棄，從而使他們的文化被定格在那里，成為后來之人的考古發現。

　　華胥氏這個名字特別提到一個“華”字，“華”就是花果的光華。這或許體現的是一種宗教崇拜。然而，它又何嘗不是表明我們的祖先非常渴望掌握植物的生長規律，并且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著嘗試控制植物的生長，從自然采擷轉變成人工培育？

　　雖然他們的人工培育并不成功，但是，定居生活的基礎，促使他們進行這種毫不氣餒的生產嘗試，則是必然的。所以，后來的農業生產的發生，絕對具有他們的功勞，絕對凝聚著他們的經驗和智慧。

　　所以，華胥氏雖然相對其他的歷史人物，沒有過硬的成果展示，但是，他們作為一個新的歷史的開端，是后人們墊腳的肩膀；而后人們的一切成就，都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才能取得的。

　　這，可能就是他們在華夏祖宗之牌位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被后人們尊稱為“華胥”的原因吧。

　　歸結一句話，就是那時究竟發生了什么，沒有文字書寫的，都是各大家推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