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帶著無限眷戀消失在地平線之下，閣樓虛掩的門被輕輕推開，彭公館的女主人陳天麗親自端著一個盛有藥物和針劑的托盤走了進來。她看到昏暗的房間里，侄兒楊湛正一動不動地坐在畫架前，對著他剛剛完成的作品發呆。盡管看不到油畫的正面，陳天麗也知道這孩子大概又在鉆牛角尖了。她一到家便聽說他中午從學校回來，連飯都沒好好吃就一頭扎進這里，不免有些擔心。
楊湛的父親楊南嶼是陳天麗同母異父的弟弟，這段往事要從建國前夕說起。
陳天麗的父親陳梓炎出身于傳統中醫世家，母親董玉茹則是當權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兩人先后畢業于英國皇家醫學院，算是師出同門的校友。相似的海外留學經歷和共同的興趣愛好讓他們走到一起，各自顯赫的家世更讓這段愛情順風順水。結婚后，董玉茹離開家鄉，隨陳梓炎在燕京定居。兩人原本一起在醫學院教書，女兒出生后妻子便暫且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很快，解放戰爭勝利在即，得天下者已無懸念，燕京城內更是一片無聲無息的躁動。陳梓炎和董玉茹在這個時候迎來相識后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重大分歧，就是要不要隨董玉茹的父母一同前往海峽對岸。
董玉茹原本還有兩個兄弟，不幸全部戰死沙場。固執的父母寧可隨軍退守，也不愿到燕京投奔唯一的女兒。他們雖未明說，但心里還是希望女兒能帶著女婿和外孫女隨他們同去，如此一來不但免受骨肉分離之苦，一家人還能有個照應。董玉茹也正有此意，竭力勸說陳梓炎數次，結果每次都以冷戰告終。她以為公婆過世，陳梓炎在燕京已無牽掛，隨她前去并無不可。然而，陳梓炎一向看不慣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和岳父也很難聊到一起，加上他對新政府抱有極大的期望，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逃亡到一個邊陲小島的。他驚訝妻子與他相知多年，竟不了解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則和立場，還逼他去做這樣荒謬的選擇，實在讓他失望。當然，如果岳父母愿意到燕京安度晚年，他倒是非常歡迎。
一個千金大小姐，為了愛情遠嫁他鄉，生孩子難產差點沒命；一個留洋回來的女博士，生育后甘愿放棄理想，操持家務，為公婆養老送終——想到自己為丈夫做出的種種犧牲，董玉茹頓時心灰意冷。為什么她可以把丈夫的父母當做自己的至親來照顧，丈夫卻不能看在她的份上遷就她的至親呢？況且事關生離死別，錯過這個機會，她恐怕再也沒機會為父母盡孝了。難道就因為她是女人，嫁了人就可以不管親爹親娘的死活了嗎？生夠了氣，董玉茹反復思量，其實丈夫所謂的原則和立場她不是不懂。從認識他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他對國家懷有一顆赤子之心。她知道他醫術精湛，卻只能看著國家病入膏肓；他悲天憫人，卻無法在兵荒馬亂中減輕多少人間疾苦。雖然不少人把深藏不露的新政府形容成紅頭發綠眼睛的兇神惡煞，但丈夫在這一點上卻堅持自己的見解與判斷。與其說他不愿意和她舉家逃亡，不如說他太想留在這里教書育人、懸壺濟世，為這個國家的復興貢獻力量。
董玉茹最終理解了陳梓炎，也不再左右為難。她的父母年事已高，接連經歷兩場喪子之痛；父親大病痊愈后也一直未再受重用。二老此番背井離鄉，還不知能過上什么樣的日子，她無論如何都要隨他們過去一趟，哪怕這一趟真的有去無回。陳梓炎見妻子不但去意已決，還要帶走女兒，方才勉強改變主意，卻被對方制止了。董玉茹寧可現在和他在溫馨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也不希望將來在無數個炎熱而潮濕的夜晚與他互相指責，互相埋怨——那不是他們相愛的初衷。陳梓炎沉默良久，最終點頭。很久以后，他才在自省中承認自己當時的懦弱。如果重來一次，他絕不會讓自己在那些爭執與冷戰中身心俱疲，絕不會那樣輕易的就同意離婚。不過好在他沒有同意妻子將剛滿一歲的女兒帶走，而董玉茹一心想安置好父母，帶著剛會走路的孩子前去確實多有不便，也就沒再堅持。她私以為在不遠的將來，一家三口終究是可以團聚的——沒想到所謂“反攻”竟成了她聽過的最大的謊言。
一九四九年初，董玉茹在燕京和陳梓炎、陳天麗度過了最后一個元旦，于元月二日清早獨自離開了陳家。至此，陳梓炎也沒有告訴她，之所以留女兒在身邊，其實是希望她在思念女兒的時候順便想起他，將來或許還有夫妻重逢的一天。兩人那時誰都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一生。
猶如難民一般千辛萬苦越過海峽，董玉茹方知自己之前想得太過簡單。彼時那里正處于戰時動員狀態，實行軍事管制，不但封閉全境，還封鎖海峽對岸的消息，即使想回頭去接女兒也絕非易事。另一方面，那里當時的經濟雖有日據時期的基礎，但短時間內接納眾多南遷人口，消化起來還是相當費力。即使是所謂的“政府高級官員及其家屬”都難以得到妥善的安置，更何況父親早在離開燕京前就沒了實權，特殊待遇也就無從談起。好在董家家底頗豐，董玉茹幾經周折總算爭取到一處像樣的住所，可生活剛剛有點起色，母親卻在奔波操勞中不慎中風，癱瘓在床。她只得終日守在家中悉心照顧，愈發覺得再見到丈夫和女兒遙遙無期。她也無法將這邊的一切告訴陳梓炎，很多時候，她甚至忍不住怨恨他讓她獨自承受這一切。為了給母親治病，也為了全家有更好的生活環境，董玉茹于一九五一年攜父母去了美國。
從董玉茹離開燕京到落腳美國，時間僅僅過去了兩年。和平時期的兩年，前后或許不會有太大不同，可在當時那個年代，就另當別論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在新政權的領導下開始了朝氣蓬勃的新生。陳梓炎作為留洋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終于如愿以償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除了繼續在醫學院任教，還兼任省軍醫大學的教授。而董玉茹到了美國安頓好父母，便在第一時間寫信給陳梓炎，商量接女兒去美國的事。
董玉茹等回信等了很久，多方打聽才知道陳梓炎已作為軍醫赴朝參戰，而他們的獨生女陳天麗自從戰爭開始就被寄養在親戚家，時間竟已將近一年。親戚回話說孩子去美國這么大的事他們沒法做主，一切只能等陳梓炎活著從戰場上回來再說。由于特殊時期，美籍華人董玉茹無法回國探親，她一氣之下，便和追求自己多年的大學同學楊查理結了婚。
一九五三年，陳梓炎隨志愿軍凱旋。他懷著激動的心情，按照親戚留下的聯系方式撥通了越洋電話。來不及寒暄，他便聽到電話里，前妻正在給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喂奶，旁邊還有一個聲音溫柔的男人幫忙。那個嬰兒，便是楊湛的父親楊南嶼。得知前妻已再婚生子，陳梓炎一口回絕了她接走女兒的請求。董玉茹聽得出他的失落，便也不再強求。一路走到這里，兩人終于徹底分手，再也沒有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