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秋陽把老巷的青石板曬得發燙時，我總在古箏班的窗臺上擺一小束白菊。那是朱秀蕓生前最喜歡的花，她總說“白菊看著素凈，卻藏著股韌勁兒”。

　　接到醫院電話那天，我正在教孩子們彈《茉莉花》。鋼琴的顫音里突然插進護士的聲音：“陳女士，朱秀蕓女士搶救無效……”后面的話像被風刮走的銀杏葉，飄得無影無蹤。我握著琴鍵的手僵在半空，指尖的涼意順著琴弦爬上來，凍得人發慌。

　　太平間的白被單蓋到秀蕓胸口，她的手腕上還戴著那只我送的銀鐲子——是我們在悉尼逛街時買的，她說“等子敬求婚，就戴著它去試婚紗”。我蹲下來，輕輕碰了碰鐲子，冰涼的金屬硌得指腹生疼，像她最后一次試婚紗時，笑著說“如玉，你看這裙擺夠不夠大”。

　　徐子敬是第二天從德國飛回來的。他站在靈堂門口，黑色風衣上還沾著慕尼黑的雪，看見我時，眼睛紅得像被揉碎的夕陽。“她昨天還發消息說，”他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說想喝巷口張阿姨的銀耳羹。”

　　我遞給他一杯熱豆漿，是泰雷剛買的。他沒接，只是盯著秀蕓的遺像發呆，照片里的她穿著婚紗，笑得像朵炸開的向日葵。“都怪我，”他突然蹲下去，額頭抵著冰涼的地磚，“我該早點回來的。”

　　那些日子，老巷的銀杏葉落得滿地都是。泰雷每天早上來古箏班，都會默默掃干凈門口的落葉，再給窗臺上的白菊換清水。有次我對著秀蕓的空座位掉眼淚，他從身后輕輕抱住我，下巴擱在發頂：“哭吧，哭夠了，我們就去看她喜歡的銀杏林。”

　　徐子敬來找我，是在秀蕓“頭七”之后。他約在中南財大的銀杏林，還是那棵我們十五歲時躲雨的老樹下。他瘦了太多，西裝外套晃蕩著，像掛在衣架上。“如玉，”他開口時，聲音里的沙啞能刮出屑來，“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風卷著銀杏葉落在他肩頭，像層薄薄的雪。我望著他眼里的紅血絲，突然想起高三那年，他在汽修店門口說“等我賺錢了，就娶你”，那時他的手背上還沾著機油，眼里的光卻亮得嚇人。

　　“子敬，”我深吸一口氣，撿起片完整的銀杏葉遞給他，“秀蕓走了，我們都很難過。但你需要的不是我，是時間。”

　　他捏著那片葉子，指節泛白：“我知道我以前混蛋，我錯過太多……”

　　“不是錯過的事。”我打斷他，聲音輕得像嘆息，“是我們都往前走了。我現在很好，泰雷他……”

　　“我知道。”他笑了笑，眼角的細紋里盛著化不開的澀，“他對你很好，我見過。”

　　那天的銀杏林很靜，只有葉子落在地上的沙沙聲。他說起在德國的日子，說秀蕓總催他“早點回國陪如玉”，說她偷偷存了好多我們初中時的照片，說“她比我懂你”。說到最后，他從口袋里摸出個小盒子，打開是枚銀杏葉胸針，“本來想在你們古箏班開業時送的，秀蕓設計的，說你戴肯定好看。”

　　胸針的銀葉上，刻著行小字：“我們仨，永遠。”

　　我把胸針別在風衣上，陽光透過葉瓣的紋路，在衣襟上投下細碎的光斑。“子敬，”我望著他，突然笑了，“去看看秀蕓吧，她肯定不希望你這樣。”

　　他沒再說話，只是朝我揮了揮手，轉身時，風衣下擺掃過滿地銀杏葉，像在跟過去告別。

　　后來聽說，徐子敬把秀蕓的設計稿整理成了書，扉頁上印著我們仨的初中合照。他沒再回德國，在武漢開了家公益畫室，教留守兒童畫畫，畫室的名字叫“銀杏”。

　　古箏班的窗臺上，白菊換了一茬又一茬。泰雷偶爾會提起他：“昨天在巷口看到子敬，他給張阿姨送了幅畫，畫的是咱們古箏班的窗戶。”

　　我笑著調弦，《漁舟唱晚》的旋律漫出窗外，和著銀杏葉的沙沙聲，像首未完的歌。指尖劃過琴弦時，觸到那枚銀杏胸針，冰涼的金屬下，是慢慢暖起來的日子。

　　原來命運從不是故意捉弄，是讓我們在失去里學會珍惜——珍惜曾經的笑淚，珍惜眼前的溫熱，珍惜那些藏在時光里的、未曾說出口的惦念。就像此刻，風穿過老巷，銀杏葉落在泰雷的肩頭，他正彎腰幫我撿琴譜，陽光落在我們交握的手上，安穩得像首唱不完的民謠。

　　有些愛，注定只能留在回憶里；有些路，終究要和新的人一起走。但那些共同走過的時光，那些刻在生命里的名字，永遠都是心底的光，照著我們，慢慢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