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司能與中書、樞密院分庭抗禮，三者面君頻率幾乎一致。
趙匡胤當政，往往親自過問財計，三司使多是擺設，取旨行事而已。
趙光義又是另一個極端，倚重三司使的同時，惟恐其尾大不掉，更替頻繁，幾度廢立。
趙恒登基之初，因為河北、河東、陜西戰(zhàn)事，三司權利得以飛快膨脹，后又因連續(xù)七年大興土木，坐實計省之名，也就是袖珍版的尚書省六部。
趙恒并不想限制三司權利，至少現(xiàn)在不想。
本來，國家大事即便得天子首肯，仍需按部就班的赴中書、樞密院、三司走流程，詔書等公文必不可少。
中書雖有決策權、施政權、中下層文官人事權，具體行政卻由百司、州縣去完成。
樞密院境地相仿，有決策權、調(diào)兵權、中下層官人事權，卻不掌軍。
二者均無行動力，還有御史臺、三班院、審官院、吏部流內(nèi)銓掣肘人事。
三司則完全相反，即是決策部門，也是行政部門，甚至設有自我監(jiān)察機構，可由天子面授機宜而行事，無須制詞授閣門宣讀，學士院也就不制書，中書則無處署名……
趙恒早已習慣一言堂的便利，不愿輕易放手是一方面，不愿留下一個爛攤子則是另一方面。三司需要限制，但絕不能是現(xiàn)在。
他于二月十五日自亳州抵京，本想齋宿于玉清昭應宮集禧殿，卻受累于光教院所上案牘，直至次日丑時中，仍然無法入睡。
三司內(nèi)部混亂遠超預期，文書賬薄稽核尚未過半，紙面上差額就已高達四十萬緡，經(jīng)倉、庫、場、務等儲存之地再過一遍手，天知道還要添幾分損耗！
更別說鹽鐵兵案這種要害部門的胥吏為了生存，常年染指諸州衙吏遷補事、本司官吏功過事，錢撈的不多，影響十分惡劣。
還敢在亡、逃、絕戶等無主資產(chǎn)上動手腳，若無地方配合，絕不可能成事。
諸如此類，數(shù)不勝數(shù)。
真要是一把火燒了，也就死無對證。
他忽然熄了殺人之心。
京畿胥吏過萬，能殺多少？
追回贓款，防微杜漸，或許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先是，一道口諭震驚中外：“有司鞭笞所部罪吏三十以下者，無須奏聞。”
在此之前，在京百司主官無權鞭笞所部獲罪胥吏，必須取旨行事，可一任主官任期多在兩年，誰愿意去討那個麻煩？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公事而已，犯不著……
然后，以劉緯權三司度支副使、管勾中央銀行、籌置泉州市舶司。
接著是追贓。
許人自告，補贓不咎，仍可據(jù)等次入籍三班院。難以為繼者沒其家資充役，無子妾出民為妻。舉告他人者，取被舉者十分之一補贓……
于是，京畿躁動銷聲匿跡。
二月二十八日，三司文賬審核告一段落，光教院錄得賬面收入三十五萬緡。
也就是說，三司錄得一百八十萬緡的虧空，這還沒算倉儲損耗，那是另一撥人，多為趙恒親信，許其自查自糾。
是日，三司使林特詣崇政殿請罪，長跪不起。
趙恒親自下殿攙扶：“卿無須自責，換誰坐鎮(zhèn)三司都不可能受困于案牘，卿與丁謂這七年兢兢業(yè)業(yè)，朕會不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朕登基十八載，年沒十萬緡，也在意料之中。”
林特得丁謂提點，知道三司早晚會有一劫，一直潔身自好，慌而不亂：“臣有愧，今只追回八十三萬緡，另有四十萬緡無處追討，余在籌集中。”
趙恒擠出一絲苦笑：“官吏各占幾何？”
林特膽戰(zhàn)心驚道：“幾乎各半。”
趙恒搖頭輕嘆：“還真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年年效仿今日，豈不是官不聊生？”
林特汗流浹背：“臣竊以為，來年斷不至于。”
趙恒不以為然：“按下葫蘆浮起瓢，難啊！”
林特不敢再辯，問：“光教院傭金如何給付？”
趙恒冷冷的道：“該多少是多少，凡無贓可追者，奪其生前所賜，罷其蔭庇，以誡后人。”
……
四月初一。
劉緯上《泉州市舶司暫行條例》。
抽解條例與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基本一致。
但博買條例大幅度偏向海商，明確規(guī)定禁榷的貨物博買不得不低于貨主毛利三成，非禁榷貨物的博買不得低于三年均價、不得超過貨主所攜貨物三成。
并將貨物成色的等次界定交由海商共同完成，人口貿(mào)易之外，無任何種類限制。
我之禁，許進。
彼之禁，許出。
最具爭議的是泉州港十年運營權整體拍賣。
市舶司僅僅負責泉州港基礎設施建設、日常溝通、貿(mào)易公證，抽稅、博買之外，不做任何干涉。
十年期滿，由雙方根據(jù)年利潤商定續(xù)約事宜。
如果不是“蕃人從宋刑統(tǒng)律”這一條例，文武百官會以為是蕃商入朝。
與廣州市舶司爭利之疑，也是百官詬病之處。
劉緯嗤之以鼻，早干嘛去了？
如今的市舶司之利，廣州一家獨大，占去九成，明州、杭州市舶司共占一成。
再說，廣州市舶司的文書、賬薄尚待稽核，不排除把都磨勘司、都憑由司那群“能吏”派去廣州。
劉緯翻來覆去就一句話：“利益最大化”。
十年之利、一朝給清，最讓趙恒心動，左藏庫再也不用今日五十萬緡錢、明日三十萬匹絹的周借。
經(jīng)過一個月的商討、妥協(xié)，《泉州市舶司暫行條例》刪刪改改，還是通過了。
于是，敕行十八路，冬至拍賣泉州港十年運營權，并代理市舶司抽稅、博買之外等非官府職能。
人窮志短固然是原因之一，西北局勢的突變也有催化作用。
知秦州張佶上奏：吐蕃宗哥部李立遵、唃廝啰聚眾十萬，侵犯寨城，恐謀入寇。
張佶奏疏有二，一言事，一告罪。為防吐蕃卷土重來，他新置兩水寨于大洛門，未請旨而行事……
趙恒無心虛禮，令張佶繪圖呈奏。
沉默近百年的吐蕃卷土重來，誰也不敢小覷。
于是，寇準拜樞密使，但他沒能阻止秦州局勢惡化，反而使宗哥族李立遵坐大。
張佶挫宗哥部來犯在先。
李立遵、唃廝啰、溫逋奇等吐蕃部族聯(lián)軍不再做南下之想，遣使上疏，請給爵命俸祿，口口聲聲要討黨項。
趙宋君臣不可能不知道擁兵十萬對吐蕃意味著什么。
張佶奏請拒絕，以免吐蕃借機壯大。
但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認為應該以吐蕃遏制黨項，并請授李立遵為節(jié)度使。
寇準再登樞相之位，正是意氣風發(fā)之時，深以為然，信以為真，力排眾議，要錢給錢，要官給官。
王旦、向敏中一肚子不滿，卻又畏懼寇準資歷，敢怒不敢言。
被趙恒委以牽制寇準重任的王嗣宗倒是站在張佶那邊，被寇準噴了一臉口水。
李立遵不僅心想事成，還有意外之喜。
寇準將主張派張佶和安撫派曹瑋對調(diào)。
曹瑋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兼緣邊都巡檢使、涇原儀渭州鎮(zhèn)戎軍緣邊安撫使，別鑄安撫使印給之。
開疆拓土、積極進取的張佶改任邠寧環(huán)慶鈐轄。
誰升誰黜，一目了然。
再也沒人嚷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劉緯未歷州縣，難有發(fā)言權，一頭扎進中央銀行，專心條令草擬和“錢券”發(fā)行事宜。
這也是趙恒詳細考察“益州交子”一事之后的期望。
但整整四個月過去，中央銀行和錢券仍然無聲無息。
難道是陪蕭紹宗把正事耽誤了？
林特就此應召：“中央銀行和錢券的試行條例初稿已成，劉緯組織胥吏做過幾次發(fā)行模擬，有些地方不夠完善。”
趙恒失笑：“自己把自己難住了？”
林特道：“一錢當四錢用，全在一個信字。容不得半點疏忽，稍有不慎，全盤皆廢。他是真用心了，從未過問其它事，也就請臣往延州派了四隊打井匠。”
趙恒欣慰、無奈各半：“成天操著宰相的心。”
林特道：“陛下英明，他最近下衙，都會去張齊賢府上坐一坐，據(jù)說是在請教陜西緣邊局勢。”
趙恒忽然沒了說笑興致。
張齊賢身體每況愈下，似乎熬不過今年，李繼隆之后的又一國之柱石不支，王旦也已老邁，寇準能挑起大梁？
趙恒深表懷疑。
……
十一月初十。
劉緯上《中央銀行暫行條令》和《錢券試行條例》，并將第一刀砍在自家四海銀行頭上。
凡商業(yè)銀行必須以風險等級繳納存款準備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不等，存貸率、良率必須上報中央銀行。
錢券則是存款準備金的出給方式之一，總面值為一百八十萬緡，單張面值為一百緡、二百緡、五百緡、一千緡，暫不在民間流通，僅供商賈行商之便，但可在各路轉(zhuǎn)運司無損通兌，各路轉(zhuǎn)運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絕、漂沒，錢券亦可抵扣繳納中央的稅賦。
……
冬至。
海商、榷商云集京師，共襄盛舉。
誰也沒能拔得頭籌，泉州商會橫空出世，以出資比例決定話語權，推舉社首、理事、監(jiān)事之后，詣東華門陳情，以兩年往返為由，請將泉州港運營期限改為二十年。
趙恒詔可。
有人乘興而來，有人敗興而歸。
錢券遂遭搶兌，并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漲幅。
百官、海商均有增發(fā)錢券之請。
但為趙恒婉拒。
錢券增減由左藏庫、內(nèi)藏庫盈余決定，任何人不得更改。
國家盈余漲一分，錢券增發(fā)一分。國家盈余降一分，錢券銷毀一分。
錢券面值聞聲再漲，溢價一成。
大中祥符八年，正旦。
劉緯拜翰林學士、出知泉州、兼福建路轉(zhuǎn)運使。
王旦、向敏中、寇準皆無二話。
紙畫的一百八十萬緡，不僅換成了真金白銀，還有溢價……
滿朝文武，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