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忠死后那剩余的黃巾軍又立時往回進入了小城，并在孫夏的帶領下又得機攻占了宛城。于是朱儁又立時率眾調頭圍攻宛城，且納悶這些黃巾賊還真是會玩，原本以為他們都逃走了，卻哪料想竟突然又斗轉了回來，而回來也就回來了，卻斗轉一下竟又逃走了，而逃走也就逃走了，誰又知其又斗轉一下跑了回來，然后趁你不注意就把城給攻占了；你說這讓人納悶不納悶，這是在故意吊著人玩呢嗎你這是。
而這一次為了避免再次出現判斷失誤的情況，朱儁便立時改變了策略。他直接讓任職于佐軍司馬的孫堅帶領一支隊伍將城池給攻破后再完全控制住，絲毫不給對方再一次調頭回轉的機會；然后再帶領丁原秦頡等其余人持續追擊孫夏，并一直追到精山這個地方將其徹底擊潰，并斬殺了有上萬多人。
之后，便基本再沒有成建制的黃巾軍眾可以興風作浪，而各州郡地方均斬獲頗豐，僅所統計到的斬敵人數最少的也得在數千之多。而由此黃巾暴亂之勢逐漸平息，天下的情勢趨向又逐漸的轉移到了對西羌叛亂之事的關注上來。
而這一年是光和七年，因為黃巾暴亂事件被平定，所以又被改年號為中平元年。
而于此之際，王允在擊破所部黃巾軍后，在收攏殘局之時卻意外發現了張讓門下賓客與黃巾教溝通的書信，于是便上呈給靈帝用來作為指控十常侍與黃巾教勾結的關鍵證據。然而，這個事情卻被張讓等人反向指控為捏造之為，其主要的目的便是為了擅殺天子左右近侍，而后可以使己身有所補缺。靈帝被張讓等人說得也開始有些狐疑，原本是想將這個事情給暫時按壓下來，卻不料這時小黃門蹇碩忽然向靈帝表示那王允似與何進有所暗中勾連，尚不知其二者之間的關系已經達到何種境地。于是靈帝立時下令將王允收監，并準備要將其給押赴至京師進行調查。
然而，按照慣例每次更改年號的時候都要正常的大赦天下一次，因而包括前面被問罪的盧植在內，王允等一些因犯事而被收監的人們便都被適時給免責釋放了。而這時靈帝忽然想起王允應該屬于楊賜袁隗等一些氏族大家一派的立場，就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沒有那么簡單，畢竟誰說的是真是假目前都還并沒有正常的確定下來，倘若沒有實據就將人給直接罷免問罪就難免會顯得有些草率，且可能會給下面的其他人造成不好的認知影響，因而隨后便又將王允給官復原職繼續出任豫州刺史的職務。
張讓等人眼見王允竟然安然無恙，心下自是感到十分有些不甘心的，所以就派人實際查找了一下王允本身有無其它方面的一些污點，但除了像蹇碩說的其與何進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以外，其它方面似乎并沒有什么可以作為被懲治的罪行。不過盡管如此對于十常侍等人而言卻似乎也已經足夠了，那張讓與趙忠等人經過一番商議以后，決定去慫恿何進同王允等一些人締結私人關系，并替其按王允等人的喜好送了一些相關的貴重禮物。而后這個事情便又經過蹇碩的口中傳遞到了靈帝那里，于是靈帝大怒，立時命人將王允給罷官撤職，并收監起來等候論罪處置。
而那楊賜深知宦官一干人等所具有的手段，對于王允這等對其等有致命威脅的人，必然是要一杠子捅到死為止的，因而在探視王允的時候他就帶了一些毒酒，勸其可以借此避免再被宦官設計陷害而導致更多凌辱人格節操的事情發生。然而王允卻覺得倘如自己實在有罪，則理當要接受國法的審判，又豈可擅自畏罪自殺；因而實在不同意，便將那毒酒給直接打翻在地。
然而原本都以為王允這下是要必死無疑的了，卻不料這時那何進卻突然上奏靈帝，表示他與王允之間屬于正常交際，并沒有什么其它的不良企圖，這事其他知曉的人都可以為他二人作證。是時楊賜與袁隗等一些大臣都順勢向靈帝發出聲明，表示他們可以作為證人以佐證王允的清白。
原本這在一般人看來可能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個事件，但在靈帝看來卻是非常的意味深長，因為在此處為王允求情的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他大將軍何進，皇后何氏的兄弟。對于這個問題靈帝很清楚的知道，其何氏姊妹背地里究竟起的什么打算，他們想讓劉辯被立為儲君，然后未來繼承帝位后他們就可以掌握國家大權，從而可能會再現當初梁冀那樣的情形。而昔日王莽也是外戚，所以這事不得不讓他感到懷疑，這根本就是何氏姊妹在故意的籠絡人心。
而盡管何進在這里面可能懷有某些特殊的企圖，但奈何楊賜及袁隗等人都是底下有名望的大臣，以及王允本身也確實有其功勞和才能。所以靈帝經過再三考量，便下令將王允暫行收押，暫不判予死刑一類的罪名。而由此那王允算是撿回了一條命，至少當前來說還暫時安然無虞。
由于戰爭剛過，到處尸橫遍野，須得有人進行處理。然而就在處理的過程中卻發生了瘟疫，于是許多人開始病倒。然后就有行腳醫生出來治病救人，這其中有一個叫華佗的，是譙郡譙縣人，醫術不錯治活了很多人。
而就在瘟疫尚且橫行沒有結束的時候，在南宮的云臺處卻發生了火災，隨后在皇城的東門處又發生了火災，由于情況比較嚴重需要進行修繕重建，而靈帝這時又暫時無錢可用，所以那張讓與趙忠便趁機游說靈帝可以向天下征收耕田稅，按每畝每年十錢的額度進行征收。靈帝覺得這個方法似乎不錯，按每畝十錢來計收的話，他可以輕易征收到鉅億的經費，要修建這些損壞的建筑就可以很簡單了，然后還可以順便鑄造些銅像之類的事物來轉個運氣。
然而，當征稅詔令下發下去的時候，卻立時遭到了底下官人的反對。其中樂安太守陸康上書表示，在春秋時期魯國的宣公也曾向老百姓征收過田稅，但這卻引起了天降蝗災的警示與告誡；孔子也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對，怎么可以輕易去搜刮老百姓的財物去鑄造那無用的銅像，這是違背了圣賢教誨的行為，也是亡國之君的做法。而由于陸康在用語上過于直接，以至于遭到了張讓等人的指控，表示這是在引用亡國之君的事例來嘲諷當今圣明的陛下，又將古人的言說拿來詆毀今時帝王的英明，更兼毀謗當朝天子是亡國之君的作為，這是犯了大不敬的罪過，按律應當判處死刑。而由于侍御史劉岱這時為陸康上訴申辯，于是靈帝也沒有真的判處陸康死刑，而只是將其罷官免職，令其還家耕田種地。
通過加征田稅的方式靈帝手里的錢倒是一時有了，但還缺少修造建筑所需的一應材料，因而又下令讓地方官府為其征收建筑所需的各種材料。然而在驗收的時候這些材料卻遭到了宦官們的百般挑剔并不斷要求降低價格，而由于價格上壓制得十分厲害，僅為其原本所定售價的十分之一，導致各地都無法按此價格正常完成任務，以至于材料不能充足供應，損壞的宮廷建筑無法得以正常修繕。
然后這事便引起了靈帝的不滿，但他并不知道這是由于宦官的從中作梗所導致的，還以為是底下的人員有意懈怠拖慢了施工的進度，所以就再次下令讓趕緊運送材料加快進度。而由于靈帝催促得急，底下的官員一時沒有辦法，便只好臨時通過加征賦稅的方式，來貼補此番購買材料所缺的定額差價。而由于稅負增加得過于繁重，這不由引起了底層民眾的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