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我出生在那個陰雨的天氣。那一年，“他”兩歲。
“他”是一個輝煌而龐大的軍事世家的次子，“他”的父親白林銳是中央軍政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那個人有非凡的軍事手段，毫不受一點感動，全憑著冷酷的智與力而得到每一個他想要的東西，除掉每一個他不要的東西。甚至曾經的白夫人，也是因為成為了這殘酷軍政奪利中的絆腳石，而被他親手設局清除的。也因此，他贏得了日本的器重。在那個動蕩的時代，沒有人敢惹白家一下。
父親與白林銳是世交，也常聽他的話。在我出生的那個雨天，他應邀而來，他后面帶著的小男孩兒，就是白痕。我在落地嬰床上吱吱呀呀地出聲，那個小男孩兒最先聽到了，轉身隔著床沿看我，就在“他”低頭與我對視的時候，“他”口袋里一條水晶石的鏈墜掉到了我的身上。
白林銳看到了，唇角忽然上升一抹令人無法理解的笑，然后大笑著把這條鏈墜送給了我。他和我的父親就這樣定下了一段令他們自己意想不到的婚事……
我和“他”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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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初次見到“他”，是在民國六年。那一年，我十七，“他”十九歲。
那時候，中國反反復復地交替，各種思想、政黨、派別、文化都交疊與沖突著。但，對我家沒有一點影響。母親依然做她女子學校的校長；父親不知什么原因，已經成為了一位民國政府的重要人物，國會中御用黨的一員。而我，仍舊在那書香門第的大庭院里生活著。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也沒有人用我去知道。外面的事情是和我的天地隔絕的。
我全部的生活就是在那個大庭院里畫畫，母親便為我請來了一位日本的畫師教我西方油畫。我畫的都是藍天，都是綠草，都是那個別墅的大庭院里美好的景色。我以為，外面的生活也應該是這樣的。
是的，那是我美好平靜的十七年：我不知道該叫做單純，還是叫做無知。上層社會的庭院里盡管天廣地闊，卻有另一種狹小。我說不清那種狹小是什么，但也許是那種狹小，讓我的個性中有些自閉的。我不太喜歡父母和父母那群精英人物的少爺小姐們舉辦的聚會；不太喜歡他們雄辯的印度、英國和維也納；不太喜歡和他們有過往的牽扯。大概我只能畫畫，只能生活在自己的那一方狹小里。但我知道，十七年來一直都知道：在這狹小外有一個男孩兒，那個人是我的未婚夫，我頸上這顆水晶石的主人。“他”，也許會告訴我許多我不知道的事；也許會帶我遠離這種狹小；也許能改變我的某些人生；也許——會讓我愛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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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難以抗拒。
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北大，走進“他”的世界。
父母本是絕不贊成他們“有教養”的女兒走出深閨的，家中的書香已足夠塑造一個他們所要的女子。但“他”的父親堅持這樣做，不是為了我如何，而是，為了讓我這個他所選中的女孩兒能牽絆得住“他”。十七年前的那一天，他便為了以防萬一而擺好了這一步棋──只是，他沒有想到他的兒子真的會讓他用上我這個棋子。然而，我隱隱感到冷酷精明如他，卻太過看中我的利用價值了……
我聽說過的，那是父母和那些少爺小姐們的口中我唯一想聽的話題——所以，我說我聽說過的——從小到大，“他”是白林銳一生中最最寵愛的人，也曾是白林銳以為會最賞識的兒子，那樣深刻的自信呀！然而，他錯了，這是他一生當中所犯的最大的失誤。“他”向來就不是個符合他心意的兒子，只是“他”反叛的方式比較不同，不爭吵、不流氣、不狂逆，他只是靜靜地，卻能輕易惹怒他心機城府的父親，沒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去惹他。“他”甚至在一年前，未經“他”父親的準許，便擅自從日本海軍軍官學院退學，去了北京大學念國文！“他”好像什么也不在乎，而“他”的這種漫不經心卻正是白林銳眼中容不下的頹廢與叛逆。
深沉的軍事者，愛會愛到極致，恨也便恨到刺骨。“他”的父親可以縱容“他”為所欲為的來來去去，卻無法縱容“他”接下去的行為：“他”在北大那個烏煙瘴氣的地方，在學生會那一群自詡為新人類的輕狂小子的縱容下，大寫特寫著政府的丑聞、西方的勾結、甚至于他軍界的內幕！“他”竟然在錢玄同那個不務正業的教授的勾結下，和那伙反動文人在《新青年》那個反動報社里為伍，毫無忌襌地說什么社會在沒落，什么求思想的解放，旁若無人地進行著他們所謂的改革！“他”有多囂張？囂張到了在他眼皮子底下就敢無法無天！囂張到了像匹內斂卻明明脫韁了的野馬！囂張到不需說話，用筆就能惹出如許多而大的是非！夠聰明，“他”多會找麻煩啊！
他不能再任由“他”這樣胡鬧下去了，否則“他”和那群看似干凈無害的人終會攪和了這個平靜的社會，或許更嚴重的，會攪和了他這個輝煌而龐大的白家。他絕不容許這個軍事世家的尊嚴遭到任何的冒犯！他們的存在已經成了國家秩序上的困擾，他必須用最后的手段對付他的兒子，否則這個“看似安靜”的兒子，會成為他這一生當中最強的敵人！所以，他想到了十七年前的那條鏈墜，想到了我。
父母的擔心不下于他，當他們把他們商量的結果通知我時，我順從了。父母沒有驚奇，他們一向有一個順從的女兒，當然這次的雷同也必然緣于那一直令他們滿意而驕傲的順從。我或許該為此對他們愧疚的，因為我深刻而明顯地知道，自己順從的理由不是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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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個飄著細細小雨的天氣，我作為北大畫法研究會一位美學教授的特殊學生走進校門。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做到這一點易如反掌。其實自蔡元培校長的到來，北大由官府真正變成了學府。雖然校長努力促成逐漸開明的學風，但此時男女同校并不被社會所允許，所以偶有政要會將他們西化思想的子女作為某些教授的非正式學員送進這里接受額外的教育。
那是我所觸到的另一片天地，在那里，沒有人是普通的。例如旁邊這個不斷和我說著話的女孩兒。她叫什么？應該叫夏青青沒錯吧？那是一個外交官的女兒，這個學校里少有的幾個女子之一，全身充滿了新女孩兒的氣質：永遠活潑大方、功課頂尖；永遠會說話并討人喜歡；永遠積極、干練、聰慧和精致。也是因為她的超強能力和新女性的身份背景，被吸納為了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員。是的，動態的事物總會給人很深刻的知覺，而，我是靜態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歡和一個很悶的人說話，在以前的幾次上層聚會中，她總會拉著我講英國、法國、美國等等爭取女權的斗爭，我知道這姑娘反應伶俐、口才出眾，內容我卻記不太清楚了。總之她和我是同一世界的兩類人種。冰雪機靈的她，卻看不清這一點嗎？竟會浪費學生組織例會時間陪我在這清冷的校園里閑逛。我一向沒有打傘的習慣，卻在這像霧水一樣的細雨中同她一樣撐起一把傘，為了迎合她“我不打她誓不罷休”的堅決。似乎在這女孩兒眼里，我弱得快要活不下去了呢。當然，她也是我知道“他”的來源之一，我不知道她們為什么總愛說起“他”，但，我是受益者便是了，無妨的。
“雨靈，你有眼福了！學生社團的關鍵人物全到，連‘他’也在？！”在她驚喜地拍拍我并指開的同時我看到了，從湖邊郁郁蔥蔥的槐樹望過去，后面一棵高大的樹下大致站著五個男生在商量著什么。“走，他們早想認識你這個在聚會上不多言語的女孩兒了！我為你介紹。”她調皮地眨眨眼睛，一邊拉了我向前走，一邊自信大方地和她的同種人打著招呼。
在那些人轉頭看向我們的瞬間……不，我看錯了，是六個男生。隨著心中莫名的悸動，我屏息望去：在透著斑駁陽光的樹下，一個男孩兒在眾人身后靜靜地靠著樹干，很悠閑、很不在意地那樣靠著。那一身黑色學生制服的高瘦男孩兒，帶著一身自然的年輕與干凈，是的，是那樣的干干凈凈。那個人異常沉靜，“他“卻反而因這種沉靜而在人群中異常的耀眼——炫目地耀眼。我想——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人群向我們招呼走來，我卻不知如何回應，只是定定、定定地站著，看向“他”的方向。當“他”終于靜靜轉身看向我們，與“他”目光相遇的剎那，竟有莫名的激動在我心中迅速漫延開，像是憧憬了十七年的久別重逢，我向來安靜空洞的心居然在顫抖，令我久久沉默的靈魂倍受震撼！
原來——“他”是這樣的。那是個清冷的男孩兒，卻在清秀中反而透過一絲忽隱忽現的倔傲與不屑，讓人感覺到“他”的氣息中似乎蓄著不露鋒芒的危險。那雙眼睛深邃清澈，卻滿是拒絕與隔離。強烈的沖擊讓我第一次忘了收回眼睛，只是靜靜地注視“他”，“他”看到了，竟坦然接受我的注視，那樣地坦然、那樣地漠不關心。我深深感覺到，“他”知道我是誰，卻在那雙眼睛里找不到一絲喜與厭，“他”有的僅僅是完全的陌生和疏遠，似乎別人是誰都與“他”無關——包括“我”。就這樣毫無熟悉感的對視之后，“他”便自然地轉頭，就好像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與每一個陌生人的對視一樣，“他”理所當然地不再理我們。
“白痕一向不理人的。”夏青青驕傲而優雅地向我說明，像在和外人解釋一條眾所周知的校規校紀。然后她看著“他”無奈而眷戀地笑了，仍舊笑得那么甜美。
我未做回答，視線放回在我們之間散發著舒服馨香的槐樹枝頭上。我知道，那匆匆的一瞥，將是我以“他”為天的開始。